十大经典法理学案例,你知道几个?

1、泸州遗赠案

四川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扶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但却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

2、齐玉苓受教育权案

齐玉苓与陈晓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在统考中成绩为441分,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后来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玲”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的操纵下,从滕州八中领取了该通知后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后,以“齐玉玲”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齐玉苓经过复读,后就读于邹城劳动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1999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上学并就业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5,000元。齐玉苓不服,提出上诉,要求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

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3日专门就该案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由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0元。

3、杜宝良巨额交通罚款案

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该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5月23日,安徽进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自打交了1万多元的交通违法罚款后,老杜两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乱了,“每天在家就是复习交通法规”。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之为“杜宝良现象”。

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认为,“暗中执法符合法律规定,是交管部门针对交通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执法手段”。新交法赋予了交警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权力,交警拥有执法权,暗中执法正是交警行使执法权、查处违法行为的一种方式。为达到严格执法的效果,交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现场疏导指挥、电子眼监控、交警直接拍摄等,其中也包括暗中执法。

有出租车司机就此事发表感言:我们开车走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值班的地方,还要不要遵守交规?我们很多驾车人都有一种心理,好像遵守交规是为对付交警而不得已的行为。现在设置交通电子眼的目的也就在于针对这种心理与现象而设的吧。如果哪天我们的驾车人独自一人行驶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的路上,仍能自然而然地按交通规则开车,那电子眼就可以休息了。电子眼刚刚开始不久,碰到这种事恐怕也是头一次,应该有个改进的过程,所以把板子打在交管上有点感情色彩。我倒觉得驾车人应该多想想自己如何守法。“这个人不知道这里不能这样走”恐怕不能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否则还怎么去执法?我们这里,讲借口而推避责任的事太多了。这里更不应该以农民还是律师来划分该不该遵守交规的界线。

也有社会人士认为:作为司机,无论是什么水平的司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必须遵守法规,不能因为不懂法就可以违法,然后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不符合情理。“杜宝良违章事件”其实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交法普及教育不够。我国现行的新交法是40多年出现的第一部交通法规,到现在实行才一年多,而各地相关细则实行的时间更短,因此需要几千万有车人以各种方法进行交通法的普及宣传。制定法规的目的是让人们都遵守,如果仅仅靠罚那便偏离了制定法规的目的了。对于司机来说,有义务主动学习新交法及相关细则,不应该以不知道等理由推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那只能说暴露了交通管理的弊病和驾车人素质这一现实。此外,这也正是一次对新交法的普及教育。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在日常的执法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告知违章中,就没有很好考虑到,现实中一些公民还不能及时通过网络了解违章行为。在今后的整改中,要强化交通标志,使人一目了然。市局将整改规范公安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6月13日,杜宝良在律师的陪同下,就“万元罚款单”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今年40岁的杜宝良告诉记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官司。”

杜宝良的律师王英指出,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107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应当按照告知的时间、地点接受出处理。” “西单队记录了杜宝良未处理违法行为高达105次,却从未履行过其‘书面告知’义务”。

6月18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告诉庭正式向杜宝良发出了《行政案件受理通知书》,内容为:“杜宝良:你诉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一案的起诉状,本院已于2005年6月13日收到,经审查,你的起诉基本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审理。”

在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后,杜宝良表示,过去他一直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次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法院大门,而且还是“民告官”,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但现在他改变了以前的想法,“那么多人帮助我,尤其是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我也开始知道一些法律知识了,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了。”

4、河南洛阳种子案

2001年5月22日,汝阳公司与伊川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由伊川公司为其繁殖玉米种子。2003年初,汝阳公司以伊川公司没有履约为由将其起诉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赔偿。双方对案件事实不存在争议。双方的分歧主要在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上。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

2003年5月27日,承办该案的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下发“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判令伊川公司按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判决书中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判决后,双方都提出了上诉。

同年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省人大认为,李慧娟无权以法官身份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洛阳市中院的判决违反了《宪法》;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是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法律的修改和废止是人大职权范围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否冲突,法院都无权去宣布法规有效还是无效。

随后,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副庭长的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

10月21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在一份对全省下发的通报中称,“个别干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淡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无论案件具体情况如何,均不得

在判决书中认定地方法规的内容无效。”

200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认为: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4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办法》,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5、“见死不救”案

2004年11月12日晚11时30分,海南东线高速路122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摸黑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死亡。

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见死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人们面对道德的失范,往往会想起法律的武器。

“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这一社会问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也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在树立和倡导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上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种“应当”可以提升到法律义务的层面;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也可以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

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

“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在有些国家早已有此类立法。在这次人代会上,刘如军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

有法律学者建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社会危害性及责任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协委员也曾提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并同时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

他们认为,“见死不救罪”的量罪依据,可以参考造成事情后果的轻重、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处置态度等等。见义勇为者奖励可根据当事人当时的献身程度、事情发生时的危急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有效后果等来决定。

6、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帕尔默因杀人的罪行被法庭判处监禁几年,但帕尔默是否能享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权利成了一个让法官头疼的疑难案件。帕尔默的姑姑们主张,既然帕尔默杀死了被继承人,那么法律就不应当继续赋予帕尔默以继承遗产的任何权利。但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相反,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

审判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师的说法,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道帕尔默要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别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遗产继承人选。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清楚确定,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这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对某一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作处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

但是,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认为,法规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规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厄尔法官的另外一条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法官应当创造性的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厄尔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

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

7、学生田某诉北京某高校案

1994年9月,田某考入北京某高校,并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某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某的考试。该校于同年3月5日按照本校有关规定认定田某的行为是考试作弊,田某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该校没有直接向田某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没有给予田某提出申辩意见的机会,还未给田某办理退学手续。田某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在此期间,该高校为田某补办过曾丢失的学生证,每学年均收取田某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某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某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某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某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

1998年6月,田某所在高校的有关部门以田某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

田某遂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一、被告北京某高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某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二、被告北京某高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某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三、被告北京某高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某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四、驳回原告田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第一审宣判后,北京某高校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某高校认为被上诉人田某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法院认为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某高校对田某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乙肝歧视案

2004年12月4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举办的“2004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揭晓,张先著名列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之首。张先著,芜湖人,安徽某高校毕业生。2003年6月,25岁的张先著报考了芜湖市公务员招聘考试,并在3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是,张先著却因为携带乙肝病毒而被取消录取资格。 我国目前大约有1.2亿人和张先著一样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群体在入学、求职甚至恋爱婚姻方面受到种种排斥。面对这种情况,张先著一纸诉状把芜湖市人事局告上法庭,他希望以自己的诉讼唤起社会公众对1.2亿人的关注,消除对病毒携带者的歧视。这场官司因此被媒体称作“乙肝歧视第一案”。 2004年4月2日,“乙肝歧视第一案”以张先著胜诉而告终。之后,浙江、四川、福建、广东等省修改了当地公务员禁止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有关规定。2005年1月17日,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正式出台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首次对公务员体检健康标准予以明确限定。这次颁布的新标准明确,肝炎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担任公务员。

9、重庆最牛钉子户(访谈)

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收场

———众专家激辩重庆“钉子户”事件

采访专家:

梁慧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物权法专家)

孙宪忠(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物权法专家)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物权法专家)

李晓斌(北京市律师协会土地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温来成(中央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专家)

李延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土地法专家)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应不应拆?敢不敢拆?

政府大力宣传物权法将使得人们“安居乐业”,房产这一多数中国人一辈子积攒的最大财富得以传给后代。

但房与地产权分离的政策可能给“恒产”增加变数。

物权法五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英凡就曾提出:“你可以买房子,但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不属于你。”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物权法里也如此规定,对于城市房屋所有者而言,他们拥有的只是土地使用权。

不过,“最牛钉子户”事件的浮现,还是让它的支持者们把目光和希望集中在这部新颁布尚未施行的法律上,在实践中它能起到多大作用?它能不能经得起司法和民意的考验?

梁慧星:如果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或者是你自己得利很少,但大家的损失很大,尤其是开发商合法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它的权利也受损,就应该拆迁。因为这就涉及权利滥用了。

尹田:已经生效的判决应得到尊重。公民可以申诉,法庭可以特别安排暂停拆迁。法院在执行时也不能过于简单,应听取当事人的声音,消除对立情绪。

孙宪忠:许多专家说要拆,我觉得恐怕太草率了,不能这么简单化。如果老百姓真要在此寻死觅活,能强制去拆迁吗?而且这个案子是物权法颁布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征地案件,法官也不敢因为轻率决定强拆而导致严重社会问题,这不会是一个光彩的历史记录。

李晓斌:物权法在个案中,会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物权法,重庆钉子户的关注度可能不会这么大,没准法院就真正强制执行了。但在大范围的案件中,不会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执法者以后会更强调私权利的保护,贯彻尊重私权利;在实践中进行思考,促使一些司法解释进一步制定。

周孝正:物权法还没有生效,但意思已经到了,要依法妥善协调,不要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现在法院推迟强行拆迁是一件好事。开发商还是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让这个小楼存在。

我赞成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房子留着,建设一个公园,这是一个里程碑,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可以提高我国的国格。

温来成:法院执行一直很受关注,如果不能执行那么老百姓就不会相信法院。就这件事情来说,法院已经劝说过,无效的话,根据正常的程序,强行拆迁也是一种手段。但各方应该相互协商,找到好的办法。如果补偿合情合理,绝大多数还是能够接受的。强制拆迁是最后的手段。

“钉子户”是否有不搬的权利?

我国目前的拆迁和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是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基础,包括一些地方法规与行政规章。

“征收征用带有行政强制色彩,不是平等主体关系,而是一种命令和服从。”尹田说。《条例》曾一度规定,“对于拆迁决定,被征用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只能服从,不得拖延。”这规定是以后强制拆迁规定的源头。

房管所的裁决和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强拆。钉子户能否牛到就不搬走?

李延荣:拆迁房子不是目的,目的是征用土地。拆迁其实是公益和私利的协调,国家总有一些公益性用地需求,土地的占有是排他的,被一个具体的使用权人占有,完全通过市场不可能协商下来,为协调这种矛盾,就必须实行征用制度。国外也有征用土地的制度对于政府而言,它拥有处置的权力,肯定是强制性的,无需征求意见。

杨建顺:如果基于程序规范考虑,钉子户是对秩序的挑战。政府是收回土地,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民众有协作的义务。

李晓斌:强拆从成文法来说合法,从法理上值得探讨,不能说完全违背法律精神。发达国家你不搬,铁路就要拐弯。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建设阶段,我倾向于支持这样的制度———都必须签协议再拆迁,但现在可能不太现实,也许要再过十年二十年。

在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征收征用的条件,这在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均有规定。

尹田说,从立法技术上,拆迁补偿是行政权力运用的问题,不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他国家的民法也只能原则性规定。但因为矛盾突出,立法机关重点研究。梁慧星曾尝试从“包括”和“不包括”两个相反角度,在《物权法》草案中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但物权法最终没有界定公益拆迁概念。

政府拆迁一方面是为了旧城改造,另一方面又是开发商场,到底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

杨建顺:商业拆迁和公益拆迁是相对应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商品房开发,旧城改造,危改,实现公共利益;被拆迁户实现改善生活条件;开发商实现商业价值。在三方利益均衡的条件下,拆迁征地才有可能实现。

孙宪忠:最近有两个案例学者在引用:美国著名的辉瑞公司要在一个偏远小镇上建制药厂,遭到当地居民反对,但是法院认为药厂可以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我觉得这对严格的公共利益就有了松动。还有一个是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也是认为大厦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也被理解为公共利益。

从这两个案子看,都不是为了纯粹的商业价值的增加,增加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政府利益。

从重庆这个案例看,这个地方已经是成熟的商业区,无非是把小商业者赶走,叫大商业者来做,当地政府还要收钱(土地出让金)。纽约这个例子,政府根本是不收钱的。这有什么可比性呢?

李晓斌:现在“公共利益”宽一点可以。通俗说,是允许公共利益掺点水,大概有个平衡,不能掺得太多。在大区域,不能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以城市改造为辅;也不能单纯开发房地产项目。

公共利益是个时代概念,不是中外概念,对它的限制也会逐步从严。逐步保护私权是一个趋势,物权法毕竟才出台,也是时代的产物,而且物权法也承受不了公共利益之重。

拆不拆从成文法上没有商量余地,补偿是维权的核心,也是出现钉子户的主要原因。

李晓斌:从开发商的利润和政府的利益中挤出一部分作为补偿,我觉得这个目前能做到。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现在没有办法。

拆迁法的补偿标准表面是按市场价格评估,其实是按房屋的补偿标准,没有说土地的补偿标准。实际上大家认可的城市房子的价格,一定跟它坐落的位置有关。

所以拆迁部门往往考虑区位因素,以为就考虑了地的价格。但真正的市场价格,是在同样的地段能买到同样的房子。实际的补偿款,经常只能到偏远地方买到同样的房子。

比如北京,拆迁范围东到东六环,西到石景山,南到南苑,北到回龙观,政府把你安置在哪都可以,但有的地方都不叫北京了。

以前老百姓取得土地使用权,当然没交钱,但不能只承认他的占用,不承认他的地权和上面的价值。

孙宪忠:这几年房地产涨价那么厉害,政府要是按照以前的标准拿地就说不过去了。就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牺牲老百姓利益。

李延荣:按照国家标准已经得到补偿的,仍然不满足拒绝搬走,就叫钉子户。我看那个钉子户,其实给他的钱已经不低了,在北京都能买一套复式房子了。

杨建顺说,补偿金由开发商与被拆迁户协商,百姓容易被各个击破,反过来,他们对不同价的补偿会产生不满。

而本来,拆迁征地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国有企业建房,人们把拆迁当成一种福利。

2006年,孙宪忠在土地管理法颁布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建议国土部门在城市居民的房屋使用权等方面,“能进一步贯彻中央民权保护精神”,按照科学法理建立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给老百姓一定的决策权。

李延荣说,目前城市拆迁矛盾多发的原因是,各地上的项目太多,拆迁面太广,速度太快,而政府行使征地权,没有明确的界限。征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但很多时候不是。如果征地拆迁不符合公共利益,如何阻止政府非法行为?李延荣说,政府可以强拆,“问题是拆迁法中没有相对抗衡的办法。”

孙宪忠:政府从被拆迁户手中征收土地,和政府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这是两个法律关系。目前普遍的做法是让开发商直接和拆迁户发生关系,这个也是当地政府在转嫁自己的责任和风险。

李晓斌:政府没有财力的储备。按理说,应提倡政府在没项目情况下的拆迁和征地行为,先解决与百姓间的房地产权问题,这是化解矛盾的很好方法。

而现在有的政府,一是没有很好的长远规划,加上财力有限,不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商业项目,只要下家拿钱来了就批。

这样的话,政府就充当了拆迁的工具,这种行为还是不是国家行为就不好说,是行使所有权还是以公权力强制你拆呢?

这两个环节应该尽量分离,以体现公平,避免出现舞弊,官商勾结。

李晓斌:对于政府和开发商,做到程序上的合法性很容易,裁决,或者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但老百姓不想启动拆迁程序,就很难,没有相应的程序。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最后会感觉裁决判决,都是向着开发商和政府既定的开发意图去的。

可以通过听证程序,还可以向同级和上级政府反映,以及人大的监督。

在拆迁工作展开之后,我倾向于个体包括钉子户没有权利拒绝。中国还没有保护个人利益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如果这一片的被拆迁户不认可你所说的公共利益,我觉得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

毛寿龙:老百姓认为“法院没有尊严了”,这种想法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民主化进程。首先立法要好,不能让利益集团伤害到群众的利益,在拆迁这方面,立法要完善。第二,是司法本身,要有更多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要完善司法程序。要注意民意,考虑陪审团的意见。第三,法院的力量要有良好的民意基础,才能有更好的公信力。

10、深圳卖淫嫖娼示众案

自2006年11月24日开始,一场“扫黄”风暴席卷深圳福田。据悉,这场打击整治涉黄犯罪的专项行动将持续两个月。11月29日下午,福田警方召开的这两次公处大会,对近期在开展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了公开处理。

11月29日下午,记者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看到,50名涉嫌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井亦军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

据介绍,福田警方的打击涉黄犯罪专项行动以沙头、福田、南园、梅林、景田片区城中村为重点,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严厉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人员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其他黑恶势力,打击路边、公园等场所招嫖女、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活动,清理出租屋内从事色情服务、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人员,挤压利用出租屋违法犯罪的空间。

福田警方统计,11月25日、26日、27日,警方共出动了3000人次警力,连续开展三次集中统一行动。截至11月27日下午5时,共破获涉黄案件109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67人,其中卖淫嫖娼行为人67人,站街招嫖女71人;其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同时查封取缔场所79家,查封出租屋78间。

(来源:搜狐网

中国法学应重视案例研究

文 / 刘作翔

再高深的法学问题诸如像法的价值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照

就中国法学的现状尤其是法理学的现状来看,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有些人甚至提出,这样一种经验性研究——实则是实践性研究对中国法学能带来些什么新的东西,并认为在中国这种经验性研究超前了。但据我从事法学研究30年的观察和体验,中国法学研究中,对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实践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才刚刚步入法学研究的一种转型,这种转型是由空洞抽象的、漫无边际的、天马行空式的所谓理论研究,转到实实在在的案例研究上。我曾比较过两个案例:一个是发生在北京的案例,一家企业在企业规章中规定,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方请求调走,则另一方也应限期调走。这个规定在法律上是明显不合适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企业规章却让女职工在劳动仲裁中败诉。女职工起诉到东城区法院,一审、二审均败诉,法院认为企业规章没有问题,认为企业有自主权。这样的法官明显不具有法的价值的理念。另一个是我看到上海发生的一个案例,一女职工从希尔顿酒店辞职,应聘到另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又正好位于酒店内。当她去新公司上班时,酒店提出,其员工手册第9条规定,辞职的员工6个月内不得踏入该酒店,据此拒绝让其入内。女职工起诉至法院,法院认定企业自制规章违反法律,限制了人身自由,剥夺了劳动权,所以判决企业应当排除妨害人身自由的行为。

同样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结果会有不同,抽象的法的价值问题在实际案例中是非常实在、具体的。我从中得到启发:再高深的法学问题诸如像法的价值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照。一个具有法的价值理念的法官与没有法的价值理念的法官作出的裁决会不一样,由此我觉得,再高深的理论都离不开其生长的实实在在的土壤。生活中的大量实践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这样的实践性研究以及实证性研究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法学的一个转向。

法学研究者要培养一种研究中国问题的意识,高度重视实证研究,但也要警惕实证研究的“陷阱”

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经验性研究在中国已经很超前了”的看法。其实在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这种研究还很少。我们要从生活中去发现问题,要培养一种研究中国问题的意识。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阶段,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我们的法学研究者没有自觉意识,就不会有所发现。中国每一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案例,同一个案例对于具有不同发现能力的人来讲,其作用不一样。比如当年浙江医科大学关于禁止招收吸烟学生的那个决定,我看到以后觉得里面有问题,因为这一规定直接涉及受教育权的问题,但很多人看过以后却认为这是件好事情。因此,案例是需要去发现的,而发现案例是需要发现者具备发现的能力的,这种能力包括发现者的知识储备、敏锐性、观察力以及持之以恒的韧性。

同时,在高度重视实证研究的前提下,我们还要警惕实证研究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不容易跳出来,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法律研究的,看到的尽是案例中的黑暗面,这样一种来自职业的局限性会容易形成对整个社会情势的误判,会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团糟的。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现象,因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仅仅是整个社会的很小一部分。我曾经参加过一位博士后研究报告的评审,他介绍福柯的学说。福柯的理论是将监狱放大,强调监狱对人的奴役,对人的精神摧残。我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普通人群中,进监狱和精神病院的人很少,将这种理论放大化,放大到整个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合理依据。当然福柯也讲到学校、工厂、幼儿园,他认为这些都是奴化人的场所,但至少我们觉得将监狱作为普适化的参照对象是有问题的。用很个别的点来观察整个人类,会不会造成一种片面的理解?

转变中国法学研究中“只见林不见树”的虚空局面,使法学问题、法学研究及对法律、政治、社会问题的研究真正地扎下根来

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以及法理学研究的这种转向,还仅仅是个开始。而且,这个转向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这种素质要求有理论观察力、实践观察力,研究者必须要有能力驾驭这些。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理论素质,遇到一个事件就没有观察力。理论不是空洞的存在,观念也不是空洞的存在,观念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要重视知识教育。我也不主张所有的人都要去做这样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实证研究,研究本身是有分工的,研究方向是学者自己的选择,我还是主张多元化。

《权利冲突:案例、理论与解决机制》(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在研究方法上作的一个大胆尝试:所有的理论命题都是建立在现实的案例基础之上;所有的对理论命题的解说和分析都是建立在对现实案例的分析基础之上。这是我多年想达致的一个研究目标和方法论转变的尝试,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努力和实践,转变中国法学研究中“只见林不见树”甚至连林都不见的虚空局面,使法学问题、法学研究及对法律、政治、社会问题的研究真正地扎下根来。

最后,我想套用一句已经不算时尚的话结尾:将案例研究进行到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网易

立法禁止战争

放逐与孤立那些破坏和平者,比以暴制暴更有效。

撰文/薛莫(Michael Shermer)

在一口气看完了长达18个小时、由彭斯与诺维克执导的美国公共电视网纪录片“越战”后,我感到身心俱疲;主因是看到政客拼命骗人、自欺以及无可救药的道德偏差,导致超过300万南北越的平民与士兵以及超过5万8000名美国士兵死亡。从历史角度来看,除了妄想的理论家之外,所有人都接受越战全然是人类生命、经济资源、政治资本以及道德资产的浪费。看完后,我的结论是:应该立法禁止战争。

事实上,战争于1928年就已列为非法行为。这是怎么回事?

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学者海沙威与夏比洛在新书《国际主义者:某位试图立法禁止战争的激进分子如何改造世界》叙述了这段历史。本书从17世纪一群律师、立法者与政客扭曲的合法阴谋开始讲起,把战争视为“延续政治的其他手段”(套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兹的话);所谓其他手段包括允许杀人、合法夺取他人财物与土地等。这是怎么办到的?

1625年,著名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写了一篇长达数百页的论文《战争与和平法》;该论文源自一篇长度相当的文章,那是他为支持荷兰夺取葡萄牙商船「圣卡塔里纳号」所写的法律辩护文,当时荷葡两国正因贸易航线彼此冲突。简而言之,该论文主张:如果个人拥有受法律保障的权利,那么国家也能拥有利用战争维护自身的权利;因为当时并无国际法庭存在。

这篇论文引发了后续效应:在长达400年内各国任意发表“战争宣言”,也就是对“正义之战”条列“正当理由”的合法声明,为其好战辩护。海沙威与夏比洛建立了一个收录400多份这类文件的资料库,并进行内容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战争合理化说词包括自卫(69%)、执行条约义务(47%)、为民事伤害寻求补偿(42%)、违反战争法或国家法(35%)、制止扰乱权力平衡者( 33%)以及保护贸易利益(19%)。简而言之,这些战争宣言是为了合理化既定目标的目的性思考与操作,采用了确认偏误、后见之明偏误以及其他认知策略。这些宣言舍弃“我来、我见、我征服”的说法,转而使用“我只是在那里做自己的事,但因遭到对方威胁,为了自保而展开攻击。”这种说法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称为道德偏差:相信自己的目的合乎道德与正义,任何异议者不仅不正确且不道德。

1917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屠杀已为世人所知,芝加哥一位名为列文森的公司法律师寻思:“我们应该制定禁止战争的法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战争法;一如我们没有特别为谋杀或毒害他人制定法条,而是有禁止这些行为的法律。”在哲学家杜威倡导以及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德国外交部长斯崔瑟曼、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支持下,非战公约(或称和平条约或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于1928年在巴黎签署;自此战争被视为非法行为,列文森的梦想也得以实现。

但从之后发生战争的频率来看,事与愿违,道德偏差反而增加了,同时该条约也缺少强制性。在毁灭性的二次大战之后,事情开始有所改变;“放逐”的观念逐渐成形,最常见的例子是经济制裁。海沙威与夏比洛解释道:“与其攻击破坏规则者,执行放逐惩处者宁可不与破坏规则者有任何瓜葛。”虽然这种孤立主义不是都很管用(例如对古巴、前苏联),只是在某些时候能发挥作用(例如对土耳其、伊朗),但几乎都比战争的遏止效果强。海沙威与夏比洛的研究显示,国际战争的频率急遽下降,侵略行为几乎完全消失。

放逐对北韩是否有用,还不得而知。对某些人来说,军事行动非常诱人;但只要想到北韩的地理形势,我们就应该把美国民歌手席格反越战歌曲中的歌词放在心上:“我们半身已陷入泥淖/但大笨蛋说继续前进。”如今我们已知,越战的下场如何。(潘震泽译)

(来源:科学人2018 年第191 期01 月号

改变观念,面对父母的老去

文/ 丁菱娟

我们在逐渐老去,父母却比我们更快速老去,甚至更接近人生尽头。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年过50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不管你愿不愿意,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刻不容缓。

连同我们另外一半的父母,通常一般的家庭大概都会有两双父母要照顾。幸运的话,双方父母健在又能够自理生活是最棒的状态,但毕竟是少数,四人之中总有人遭受病痛之苦,或是已经往生,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状况。

放下执念,接受新观念

虽然严重一点的病情可以申请外劳或看护来协助照顾,但毕竟不是人人负担的起。有很多家庭因为年迈生病的父母必须有一个人辞退工作,或是牺牲自己原本的生活来全心全力照顾父母,如果身为独生子女的话,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沉重。所以面对照顾年迈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心理准备,放下一些执念,调适自己的心情,接受一些新的观念。

我的妈妈和公公婆婆在前几年先后往生,现在只剩下爸爸一位老人家,所以我们兄弟姐妹特别珍惜跟父亲相处的时间。从之前照顾三位长辈,在旁边经历了他们病痛的过程,我自己也学习了一些经验。

我一直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公公是得帕金森症,临终之前已经有一点失智,大小便失禁,一开始我有点头痛,后来学会像小孩一样哄着他,不把他当成大人来看,也就不会怪他经常做错事或忘东忘西,对于他经常将浴室搞得有异味,也是学着接受并经常清洗,这样的心情调适对负责照顾的人很重要,否则挫折感会很大。

母亲则是在六十多岁就中风,中风半年多父亲辞职照顾她,我一位未婚的妹妹也一直陪伴在身边。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因为兄弟姐妹众多,又都住在台北离父母家不算远,所以我们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兄弟姐妹们都很孝顺,大家都很愿意分担照顾父母的责任,相对的我也没有牺牲太多自己的生活来承担责任。

用爸妈喜欢的方式,爱他、照顾他

母亲中风八年多来,后来是因为胃癌而走,后面几年她变得非常多疑,有时有些幻想,譬如说帮佣偷她的钱,谁又在背后骂她,我们那时候没有经验,老是责怪她想太多,没理会她,于是她更生气挫折,觉得没人理解她的苦。

后来我就改变策略,跟她一起同仇敌忾一鼻孔出气,耐心听她说以前的事,骂她想骂的人,她心情就变高兴了,跟我有说有笑,说我比较懂她。后来我借机帮她泡脚,剪脚趾甲,找机会跟她说话,小心按摩她的脚,她很享受这个时光,其实我也从中得到了宣泄爱她的一种方式。

唯一遗憾的是并没有在她生前告知她的病情,以至于没有问她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未完成,跟对我们的交代。但是考量到她的个性可能会因此而放弃生存,所以选择不说。而比较无憾是,来得及用她喜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爱。

我意识到生病的老人不能跟他讲道理,他们不是变了,而是病了。因为生病才多疑,才会有不同于平常的表现。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前那种仰望父母的角度和心情看他们,不仅在心情上有很大的落差,亲子关系也会容易出现紧张。

父母老了之后会变得唠叨抱怨,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身体上真的不太舒服,二是希望有人可以多关心他,想引起儿女的注意力。如果儿女了解这样的心情,或许比较不会觉得不耐烦,愿意多付出关心。

让他有期待与快乐的事,比任何事都重要

母亲走后,父亲感到更加孤单,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轮流去看他,孙子们也都经常逗着他,他今年85,身体没有以前硬朗,膝盖也不行,但基本上他是一位乐观的人,只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趴趴走到处去吃美食。

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以前考虑到他身材太胖,所以我们就禁止他吃太多,油炸的不给吃,热量太高的也不给吃,兄弟姊妹们管东管西,你一言我一嘴,有一回他竟生气的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不让我吃喜欢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句话打醒了我们,想想也有道理,后来就轮流带他去不同的餐厅,他也变得高兴起来。

从这件事我也学到,对于老人家尤其80岁以后,其实不用太限制他们想吃的东西,如果没有立即的危险,或许就让他的晚年还有一些值得期待和快乐的事,这远比延长寿命重要。

倘若生病到最后已经没有生活品质的时候,也不要太强求的用积极又无谓的医疗方法去延长生命,接受死亡或许是比较人道的做法。我想若能让有生之年拥有品质的生活,比痛苦的延长生命,像植物人般的活着意义更重要吧。

(来源:世纪奥美公关-丁菱娟的部落格

上完厕所最重要的5件事

文 / 谭敦慈

卫生纸是丢马桶还是垃圾桶?上完厕所最重要的一件事,不只是洗手。让我国台湾地区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告诉你。

#谭敦慈的无毒好生活
#无毒生活靠自己
#排毒瘦身一身轻

冲水时要盖上马桶盖

上完厕所冲水时,细菌或臭味会随之而起,还可能污染了挂在厕所里的牙刷、毛巾等,所以随手盖上马桶盖再冲水会比较卫生。另外,马桶盖记得每天消毒清洁,可用氯系或氧系漂白水1:水1000擦拭,或以75%的酒精喷洒擦拭。

卫生纸是丢马桶还是垃圾桶?

可依卫生纸的成分而区别,能溶于水分解的卫生纸,就丢入马桶,不能溶于水的就丢入垃圾桶;而垃圾桶请选择有盖子的,并勤倒垃圾,比较卫生。

小提醒:浴室、厕所尽量保持干燥。若有放置垃圾桶,下方不要积水。

上完厕所最重要的是:洗手擦干净

当手碰触了马桶、冲水钮、屁股等地方,此时藏有最多细菌的就是你的双手。

记得用肥皂仔细清洗完后,要用擦手纸、毛巾擦干或用烘手机烘干,因为手湿湿的容易沾染细菌。

停水时不要直接舀水冲马桶

直接舀水冲马桶,除了冲不干净之外,还会把马桶里排泄物的细菌散播开来!

应该先盖上马桶盖,接着把水倒入水箱,再按下按钮或扳手冲水才对。

在外面如何安心上厕所?

目前有些公厕提供坐垫纸,可垫在马桶座垫上使用;或是提供消毒喷液,可先喷在卫生纸上,再擦拭马桶座垫。 如果都没有提供上述物品时,可以将卫生纸铺在马桶座垫上使用。(来源:快乐工作人杂志

读书读再久也不累,让你轻松当文青的书房设计

作者:幸福空间

书房在过去常被屋主当作不重要的次要空间,但随着现代工作型态的转变,书房也重新成为屋主在意的一环。无论是在家工作、假日享受阅读或追剧时光,都能在书房之中完成,但想拥有一个耐坐又舒适的书房空间,可不是随便摆张桌椅和柜子这么简单喔!快跟着小编一起了解,书房的3个关键数字吧!

关键数字1:书桌

想要在家舒适的加班、赶企划,或是悠哉地边喝咖啡边看书追剧,都绝对不能缺少一张尺寸恰到好处的书桌!通常书桌的长度最少应在90公分以上,以150~180公分为优,深度则建议在60~80公分间。另外,错误的书桌高度,长期使用可是会影响人体健康,建议高度选购最舒适的75公分。若书桌是有附抽屉的,应注意书桌底面离地的高度(椅面离地高度+使用者的大腿厚度+1~2公分的空隙),保留当人坐着时还能有活动空间。

关键数字2:椅子

市面上常可以看到号称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从座高、座深到椅背高都有一套公式。首先,座高指的是椅面离地的高度,而对人体最为舒适的座高,其计算公式为:膝窝离地高度+鞋跟厚度(2.5~3.5公分)-活动空隙(1~2公分) ,太高使两脚悬空易压迫大腿血管,太低则易引起身体疲劳;太浅或太深的椅面,都容易造成腰酸背痛,最舒适的深度为38~42公分,当人体坐姿时的膝窝离椅边仍有6公分的距离;第三,想要让腰背舒适支撑面,就要注意椅背的三个关键支撑点:肩靠、腰靠、颈靠,避免背部因得不到支撑力而紧绷,导致越坐越疲劳的情形。

关键数字3:书柜

许多设计师会将书柜化为空间的视觉端景,但书柜可不是只有高大上,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不仅要考量拿取方便,藏书量的多寡也很重要,例如有大量书籍的收纳需求,书柜的跨距就不会太长,避免日后层板因书的重量而变形。通常书柜深度约为35~50,高度则因每个人的使用习惯而异。有一点需要留意,若书柜设置在书桌后方,椅子与书柜最好能有120公分的距离,保留能让人自由起身与坐下的空间。

备注:以上内文为符合人体工学的尺寸参考,由于每一位使用者的身高体型及居家条件皆不相同,因此配置空间及采购家具时,仍应依照自身情况进行些微调整。(来源:UDN新闻网

DigitalOcean + Docker + Shadowsocks的安装配置

购买DigitalOcean,之后按照如下步骤安装即可。

第一步:安装Docker

安装https传输工具

sudo apt-get install apt-transport-https

添加到源列表(下面是两个命令,分别执行)

sudo apt-key adv --keyserver hkp://keyserver.ubuntu.com:80 --recv-keys 36A1D7869245C8950F966E92D8576A8BA88D21E9
sudo bash -c "echo deb https://get.docker.io/ubuntu docker main > /etc/apt/sources.list.d/docker.list"

更新源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Docker

sudo apt-get install lxc-docker

第二步,安装ShadowSocks并在服务端进行配置

安装ShadowSocks

docker pull oddrationale/docker-shadowsocks

配置ShadowSocks并启动

docker run -d -p 1984:1984 oddrationale/docker-shadowsocks -s 0.0.0.0 -p 1984 -k yourpassword -m aes-256-cfb

将yourpassword修改成自己的密码

第三歩,本地下载ShadowSocks客户端,并填入相应信息。

ShadowSocks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shadowsocks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

海外网10月5日电 当地时间10月5日下午1点,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揭晓,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获奖。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阿尔巴尔亚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中国作家阎连科也被英国ladbrokes网站预测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候选人。

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给了百余位优秀作家,褒奖他们“创作出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并非基于任何公认或众所周知的原则或标准,而是基于诺贝尔个人生前的愿望和设想。一百多年来,这项文学奖项一直按照自己的评选规则运作着。

诺贝尔文学奖不接受团体提名和自我申请,对于提名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以下几种人才可能受到提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或者具有文学院士资格的人士;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国作家协会主席。

诺贝尔文学奖

评选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提名——在每年9月瑞典文学院会将邀请寄给各国相关团体和被认为有资格的提名的个人提名人在次年2月1号前递交提名信及相关资料。

资格确认——清理不够资格的提名信将提名归为200人左右的“长名单”。

初选——剔除没有足够文学价值的作品4月份正式提交一份15到20人“复选名单”。

复选——5月底提出一份5人的“决选名单” 第三次报文学院审批。

决选——从6月份开始全体院士阅读5名候选人的作品并分别写出自己的推荐报告9月中旬复会进行讨论评议和表决。

颁奖公布——一般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公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公布一般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最迟不超过10月15号。授奖大典将于12月10号的“诺贝尔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

(作者:作者:张敏,来源:凤凰网

十本经典法律书籍推荐,再忙也要读一读

NO.1《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推荐理由:美国总统位高权重,仍须定期更替,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却终身任职,深居简出,在被称为“大理石神殿”的宏伟建筑内审理案件,发布判决,守护着宪法与公正。

一个拥有三亿多国民、上千枚核弹的超级大国,司法公正为何交由这九人守护?在这条司法“流水线”上,作为最终产品的“公正判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美国人民又凭什么信任他们的司法能力和职业操守?带着上述疑问,公共事务电视台(C-SPAN)采访了九位现任大法官和三位离任大法官。所有大法官出镜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这在美国历史上尚是首次。这些珍贵的访谈记录,都收录在这本书内。

NO.2《批评官员的尺度——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清华大学刘瑜教授推荐,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亲译。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南方阅读盛典2012最受关注年度十大图书等19个各类图书奖项。)

推荐理由: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为线,串接起美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完美展现了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沃伦、布伦南、布莱克、韦克斯勒等伟大法官和律师的形象。

NO.3《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

(陈瑞华教授十年经典力作!)

推荐理由:《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作者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陈瑞华,是经典著作的再版。本书第一版2000年出版,在法学界很有影响,对于普及程序正义的理念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年之后作者对全书进行了全面修订,全部围绕刑事诉讼法的经典格言展开。陈瑞华教授十年之后面向社会再度普及法学常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全书用格言的形式讲述程序正义的理念,普及法学常识,穿插各种典故、寓言、经典案例,读来妙趣横生,不仅适合专业读者阅读,也非常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NO.4《刑法的私塾》

(张明楷与弟子的刑法小学堂,历经十年,首次公开)

推荐理由:张明楷老师在指导学生时,每个周末都会精选刑法当中的疑难案例与学生讨论,通过对案例的讨论,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即为近几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周末刑法讨论会”的内容实录合集。

本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真实回放刑法讨论会的现场,阅读本书如同亲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的讨论会,跟着张明楷老师一起学刑法,学习庖丁解牛般地剖析和处理疑难案例。

本书所选案例,多数是经常困扰刑事司法领域人士的疑难案例,对于司法实践的法律人士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NO.5《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何帆法官郑重推荐!)

推荐理由:何帆法官郑重推荐——人生是个试错的过程,对权利来源和本质的探寻与认识亦然,这本书或许有助于大家少走些弯路,多几分启发。
作者德肖维茨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权利的来源,用语简练,层层深入,丝丝入扣。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德肖维茨是美国当今最著名的律师与法学教授,其在中国已经出版的作品都广受欢迎。这本书主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权利来自何处。在这本书中,德肖维茨提出了一种全新而令人信服的答案。传统的理论中有权利来自上帝,来自自然法--"天赋人权",来自法律的规定等等说法。

德肖维茨既怀疑真的存在位于宪法与法律之外的自然法?我们如何知道自然法说了什么?而权利为什么会随时空不同而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权利不过是人类法律的产物,为什么我们允许权利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少数人的权利可以胜过多数人的意志,其论证的基础何在?由此,德肖维茨主张权利并非来自上帝、自然、逻辑,或是仅仅来自法律。

NO.6《法的门前》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推荐美国法理学必读书目《法律之门》中文精编本,美国法最佳入门读物)

推荐理由:《法的门前》是美国经典法理学教材《法律之门》精华本,原书在美国畅销30多年,历经8版,被誉为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原著90余万字,原作者之一彼得?德恩里科与译者邓子滨在原作基础上,新增时下热点法律话题,吸取最新观点,精心筛选和编撰,最终凝缩成20余万字,适合读者携带阅读。

《法的门前》结构开放,写作方式新颖独特,素材与观点视角独特,辩论与哲思相得益彰。推开法律之门,步入法律迷宫,感受思辨与探索之乐

NO.7《政法笔记(增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刘星教授推荐!耶鲁法律博士冯象汉语法学随笔巅峰之作。)

推荐理由:《政法笔记(增订版)》文稿来自于冯象先生在《读书》开的专栏文字,以文学的笔意,言说政法领域的大小故事,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的巅峰之作。增订版中增加了冯象先生从未单独发表过的译作《圣经﹒利未记》。

NO.8《法学论文写作》

(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交大五大法学院院长推荐!)

推荐理由:《法学论文写作》对论文写作进行了庖丁解牛般得系统讲解,是目前市面上最为系统详实的论文写作指南。语言轻松活泼,被学生评价为最贴心的论文写作图书。

NO.9《别在异乡哭泣(一个律师的成长手记)》

(献给在城市奋斗的异乡人。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不公,但,那又怎样?)

推荐理由:本书有励志,讲述了一名在地方上无权无势无背景的实习律师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京城知名律师的经过,作者本身十年的律师生涯,从故乡到异乡,从一无所有的北漂到“逆袭”突破,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无论对普通的打工者还是刚从业的年轻律师,都有激励作用。本书有故事,讲述了是作者多年以来办过的具体案例,情节生动,贴近生活,其中不乏国内知名案例,普通读者更有兴趣。

NO.10《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

(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张明楷心血之作,法学经典入门沉寂10年重新问世,让你在刑法思维方法上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推荐理由:时隔十年之后,张明楷老师《刑法格言的展开》全新增订第三版面市。本书是公认的法学经典著作,曾经启蒙无数法学学子步入法学殿堂。本书还是学术与法律实践结合的典范,大量格言结合具体案件展开,鞭辟入里。十年间因无再版,求购者无数。本次再版,内容全面增订,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