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逾半生

傅泾波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秘书,由于身份特殊,关于他的资料和研究极少,对傅泾波的评价也隐没在对司徒雷登的历史评价之中。然而,正是在傅泾波的协助下,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成中国一流大学。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之间也成就一段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感情。

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这样描述傅泾波:“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他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雷登。”

    思想摇摆的青年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熟识的傅瑞卿。

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有机会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 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

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这次与司徒初聚,竟成了我父亲的人生里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的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

当时的傅泾波只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

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李大钊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

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 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 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宣扬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

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

    追随司徒雷登效力燕京大学   

    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

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就好像专门阐释基督教义一般。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

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 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 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 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 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

但是很快司徒雷登就发现:“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没有办法,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

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

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

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

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

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样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

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 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自此,傅泾波作为司徒雷登校长秘书的生活开始了。

    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影响深远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入职燕京大学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

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颇为尴 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这大概也是关于他资料甚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期还不算大,虽然“司徒雷登早就了解燕大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对傅抱有成见,不欢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务”,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位置和威望,傅泾波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

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如儿子般照顾司徒雷登   

    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也令他在中国的名声以不完美而结尾。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

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多次得到更好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为此他还受到一些人的猜疑。现在,当他追随黯然离开的司徒雷登时,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司徒雷登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司徒雷登完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

司徒雷登中风以后,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 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

司徒雷登的学生徐英回忆:“傅泾波夫妇像侍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

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

2005年3月,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国仲元先生回国,谈起他和傅泾波的交往时说道:“他对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君子之风,在现在不容易看到了。”

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为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986年3月,中国社科院委托何迪前往华盛顿帮助傅泾波整理他的口述历史。傅泾波再次把司徒雷登推向了台前,他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好讲的,它已 经和司徒的一生紧紧地连在一起,当叙述完司徒的历史活动后,自己也就隐没其中了。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傅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让他成了一 个谜一样的人物。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6-13  作者:陈 远

附:介绍

傅泾波(1900年-1988年10月27日),名永清(慈禧赐名),英文名:Philip Fugh(英文名是司徒雷登所赠),北京满族正红旗人,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傅泾波出生于清朝的贵族家庭,幼时由父亲带去见慈禧太后,慈禧赐名永清。父亲傅瑞卿思想新潮,信仰基督教。1917年,北大学生傅泾波在天津青年会听司徒 雷登演讲。1920年,傅泾波转学至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后不幸患肺病,疗养期间司徒雷登及其家人常来探视,此后傅家与司徒家极为亲近。

1922年,傅泾波接受司徒雷登的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1924年,傅自燕大政治系毕业。1925年,与基督徒刘倬汉女士(字洁云,1898年 -1996年)结婚。傅泾波交际圈很广,他义务协助司徒雷登的工作,经傅的介绍,司徒雷登认识了不少政经界要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被 日军监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以“大使私人顾问”的名义,在大使馆协助司徒雷登的 工作。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一家前往美国,三个月后司徒中风卧床,傅泾波夫妇照顾其饮食起居。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去世,傅泾 波将其骨灰捧回,希望将来可以将其合葬于燕京大学司徒夫人的墓地。1973年,傅泾波受邀访问中国,在临湖轩与故友会面,观看样板戏,并前往东北参观炼钢 厂和大庆油田。十个月后,返回美国。1982年,傅泾波到访台湾。1984年,再次回国访问。

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