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林:为异端辩护

【作者】:蒋华林,广东财经大学讲师

【来源】:《中国研究生》2015年第5期、法律博客(ID:石鼓居士)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①]

——[德]卡尔·马克思

异端与正统的斗争不是科学与迷信的斗争,而是两种科学之间的竞争。[②]

——[英]吉尔·R·埃文斯

何为异端?在《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书中,作者斯蒂芬•茨威格得出了这样的公式:所谓(基督教的)异端,便等于那些身为基督徒,却不承认真正的教义,反以某种方式冥顽不灵地背离“正确”道路的人。[③]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一个关于异端的言说。不过,人们对此时常又生发出诸多疑问,比如,什么是真正的教义?教义由谁来定、怎么定才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这种教义就是正确的且教徒必须信奉而其他的一定不行?这是质疑的起点。对于异端,在此很难给出一个简约明确而有阐释力的定义,因为异端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也由此决定了异端的相对性。[④]很多时候,异端或曾被常用的乃在于宗教领域,而当宗教与世俗及其内部关系派别渐趋稳定与调和之际,异端遂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走进人们生活日常,尤其成为思想领域的一个高频语词。在此,我无意于为异端划定一个明晰的概念指称,非不欲也,而不能也,正所谓“力所不逮”吧!更何况,语词涵义的发生、变化总是与历史的演变相伴相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有关,术语总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涵义。纵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异端这一概念汗漫无边,我们要确定论域的是一般思想史上的对异端的一般性趋于日常化的使用。这些就注定异端与一套先在的教条体系、一种“正统”的相对存在,与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预见性也有叠合之处,虽然两者不可能完全等同。

与真理一样,异端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是谬误的深渊。异端也是有它的边界的。它的界碑应该牢牢扎在不危害国家利益、不泄露国家秘密、不违反公序良俗、不侵害他人私利的基础之上。那些反社会人格质异端,习惯性地、笼统地、不分对错地与正道相悖,对正统不假辨析地全盘抵触和批判,“老不信”,质疑甚至敌视现存一切,一味谩骂、诅咒等,实则并非正统的“异端”,诸如此类的堪称矫揉造作的反其道而行者,在思想层面并无价值(作为牢骚及宣泄渠道,在一定范围之内,倒是存在些许社会学上的意义),不值得提倡与鼓励,理应清理出“异端”的队伍,自然不在讨论之列。

在人们传统的想象空间中,异端时常与个性、片面、革命、激进、反叛、极端等听起来比较刺耳的词汇捆绑在一起,这是存在偏差的,是一种典型偏见(prejudice)。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正统的长期渲染不无关系!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对异端是缺乏理性而深刻的认知的。想要理解异端,首先就要摒弃正统与教条强加于我们的“前见”,放空自我,拒绝“共谋”,同时,还要有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大历史”的视野。异端并不是异想天开(当然,学术研究是需要想象力的),也不是凭空虚捣,往往在很多时候它是研究者、关注者学术研究及其认识本身积累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迸发。异端看起来或许“片面”,但创新性学术观点时常会带上几分“非片面无以深刻”的味道。何以显得片面?多是因为通过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发现了新的研究结论,是异端在某一点上(纵使很小)拱破了传统知识堡垒,打开了一条能够窥视真理的缝隙。然后继续用力一点一点地“拱”,破旧立新,人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的认识得以不断拓宽与丰富,亦是愈发抵近问题本原与接近事实真相。当然,最终结出新的理论果实并非异端一己之功,往往是异端敲击与正统自觉等两者合力的结果,但当理论探索真的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又一座高峰之时,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勇敢迈出第一步、凿壁偷得的第一束光亮乃得力于一向为人不喜甚至视若洪水猛兽的异端。这是异端片面的魅力!当然,异端也不是为异而言异,它更多的是一种新的思想的阐发,思想的“新”必然是对旧思想、对传统、有时甚至是对常识的挑战,大凡挑战都会多多少少受到来自传统思维、保守力量的阻击与反扑。这需要异端论持有者的勇气、毅力,最重要的是异端论说自身的魅力与说服力。诚然,异端与正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借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理论”,正统与异端好比就是守成大国与挑战大国的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永远不倒的霸权,也没有永远的俯首称臣者,因为世间万物与国际格局的变动是永恒的。但守成大国时刻关心的是自己的霸权地位江山永固、不受挑战,挑战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霸权的相对衰弱),或是霸权国本身实力的绝对衰落,力量分布发生了变化,挑战国(一个或多个)会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利益的传统分配模型,从而势必产生冲突,有的还导致“大国政治的悲剧”。同样,在人类社会的知识版图中,正统和异端也并非凝固不变,各种思想的持有者之间无时无刻不经历着所代表的物质生产关系、政治权力、自然生命力、思想水平、认知跨度等因素的较量和竞争,正统和异端总是处于矛盾的相反相成运动之中,正统和异端的地位也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变动,正统者往往容易沦为异端者,而异端者亦有提升为正统的可能,所谓“风水轮流转”,当然,这并非一个单一的内循环,比如,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文艺复兴运动中诸多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思想即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但经过一番殊死搏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战胜封建生产关系后,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思想家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理性等思想便成为正统,而先前与之相对立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残余则沦落为异端;尔后,在作为新兴力量的资本主义经过一定发展阶段,居于正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理论体系又遭到时年被资本家视为“异端”与幽灵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资本论、价值规律、劳动异化等理论学说的无情抨击与鞭挞,历史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时期;又比如古代中国先秦杨朱学说、李贽的中古自由思想,还有如毛泽东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以及探索市民社会、希腊城邦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顾准等,此类范例,在中外历史上举不胜举。这些无疑都是他们萌芽发展之初所处时代的异端,都是独立思考的猛士。异端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大体扮演两种角色,第一,挑战者,争夺思想领域的主导权,是替代,或是在碰撞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第二,无意于、也没有实力担当挑战者的角色,仅是在正统思想内部修补、扬弃,以期延续正统思想的生命,巩固领导权——所谓体制内部的“健康力量”,是丰富与发展。不过,傲慢的正统思想在荣耀与利益的重负之下时常是多疑而多虑的,深重而惯性的偏见使得“守成思想”为了成功实现对这种在它看来较为复杂的局面的操控,最后只剩下一种态度,亦即不管对方是挑战者还是修补改良者,都一律视为对现存“霸权地位”的严重挑战,是对自身霸权的觊觎。因为,对霸权者而言,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判断都蕴含重大风险、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也就注定了在传统的正统-异端二元对立框架下,竞争是你死我活的,最后都得踩着对方的累累白骨登上王位宝座,从而才能实现思想层面的新陈代谢。这毋宁说是思想领域的一种“冷战思维”!今天的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超越。

思想斗争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也具有长期性,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待异端、对待斗争的态度!

可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思想有他的必要性,也有他的实际意义。而在学术研究、思想竞争领域,思想的统一不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反而对于思想本身以及学术的繁荣是一种无形的戕害。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天下无敌,能够俾睨天下,或是正欲建构这样一种理论,那毋宁说,他/她已经或迟早会被一个正常的思想市场所无情抛弃。应该说,一个人在经过一番严肃思考、缜密论证(主观上的)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是系统构造出某一理论体系,并且能够大胆抛向公共领域,显然大多都有其理论自信的内在根基,论者也都可能认为自己就是正统。这种“理论野心”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大胆假设之上小心求证,心态也要坦然,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的观点及其理论体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要有宽广的理论涵摄维度。因为历史与现实反复告诫我们,就算看起来再精致、再完美、再无懈可击的理论大厦,最终都将被时间的洪荒所冲刷、被后来新出现的更为精深绵密的理论所替代,“你我都如流水”,不要自以为真理在握,也不要以为真理永远站在自己一边。如果这样,那这种理论野心就不再是应予鼓励的合理自信了,转身异化为自傲与自负,继而成为理论提升发展的裹脚布!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对此一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认识,在他看来,并不认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具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他的目标是——“我愿意我的书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坑道一类的东西,我但愿它们在被用过之后就像爆竹一样燃为灰烬。”[⑤]这段让人初次听来多少感到怪异与荒诞的话,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而我国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发出的“我渴望速朽”的理论宣言,与福柯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是学问家的“自知之明”,也是对思想与学术本身的敬畏!当认清了看透了正统与异端的分野与融合,也就坦然而自然了,对自身的关切与研究也就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也才会有理论创新之路上的不断自我超越。

思想上真正的斗争,自然应该是纯粹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不应该掺杂进其他与思想无关的因素,以及外在的权力干预。这就需要建构一个完全开放而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这是实现学术繁荣、“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必不可少的柔性条件。“真理越辩越明”,恐怕是目前人类社会为数不多的几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之一,不因地域、种族、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而发生变动。想方设法营造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是政治统治者社会管理服务者所该当的职责,是应该有所为大可作为也务必为之的事项,这是落实宪法法治、保持社会活力的必然要求,对于在此一过程中夹杂政治私货以及不轨图谋等,全体思想者应该高度警觉并坚决抵制!因为,独立思考的“异端”们所捍卫个人的思想的自由,不仅是捍卫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也是捍卫人类发展的生命线。[⑥]有了思想的自由以及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也还要相应培植并发展出“学术民主”的精神,真正民主的论争,是没有暴力、压制与排斥的,是在遵循基本论辩法则下的平等商谈与对话。不管谁是正统,还是所谓的异端,都应该给予对方足够的包容(一时的正统者尤其需要注意)。还是图图大主教说得透辟:“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在思想自由讨论的场域没有什么预设的标准答案,也没有谁注定就是正义与真理的一方,能够自由呼吸与思考的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当论辩的过程被充分展开,人们在思想市场的逻辑规训下自然会作出服从自己内心真实判断的选择,如此这般,思想上的先进自然会胜出,并为众人欣然接受,而落后的、虚假的终将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至于谁是落后、谁是先进,是不与一时的正统、异端格局成严格的配比关系的!也不该整体否弃,正统被推倒,其实也有他的合理成分,而异端上升至正统地位,也不是什么都对,也有值得反思的篇章,应该对异端与正统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要辩证看待。对此,王元化先生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它神化,又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时候,他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作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⑦]认真审视异端、发掘异端价值,才能避免陷入理论自私、理论狭隘的泥淖。

还应该走出一个误区,认为大凡异端就是解构、就是破坏,就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反抗,是消极沉沦之一极。或许,有这样的情节存在,但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探察。当原有的正统是落后的、保守的、腐朽的乃至是反动的,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势力和思想力量,而异端本身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代表新的生产力与思想生命,这种在正统眼中的破坏、解构毋宁说是对于暗夜中风雨飘摇的破船的致命一击,旧有格局被打破,原有的正统一方遭异端破灭,看起来有一些混乱,或许还支离破碎,但破坏与砸碎换来的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显然是会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的。因为,这时的异端是人类文明的积极进步的力量。异端也就自然螺旋上升坐上正统的宝座。吸取前车之鉴,常怀居安思危,转为“正统”的异端,若要继续引领时代向前发展,就务必继续维持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融合新的元素,不断完善自己,而不能自陷历史的怪圈、籍凭正统地位及相应的强大资源打压、拒斥与己相对的新的异端,用以端维护自己的知识霸主地位,如曾经的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在取得正统地位后转身成为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新的暴君,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所谓的异端,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⑧]这些都无异于再次进入旧有的恶性循环,而其命理终将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胡适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若想别人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⑨]其实,异端与正统需要思想上更多的沟通与交流,尤其对于正统本身而言,换一种思路,保持自身的活力,同时,打破狭隘的正统-异端二元对立思维症结,认真对待异端,以思想为本,以发展为要,与异端对话,积极吸纳异端的有益思考,为己所用,异端也就化作了友军或是“诤友”。其实,在思想领域,是没有敌人的,只有双方之间的互相借重!而思想上的真正异端,脱胎于正统之中,对正统的缺陷与弊病明了于心,更多的是扬弃正统、撬动传统思想板结、撕开知识铁幕的一支难能可贵的先锋力量,是思想史上的先驱者,具有活跃思想氛围、盘活思想格局的价值,不要忽视它,更不要误解它,异端在思想史的嬗变进程中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或许是破坏与重建,也可能是警醒与自觉,是光荣革命,也可能是腥风血雨,但它确实打开了新的局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反观异端观点持有者这一特殊群体,一般都境界高远,气魄宏大,热爱自由,亦不囿于现实的束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他们作为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说的“局外人”(outsider),用“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姿态充当了社会的良心,[⑩]自信,有理想主义情怀,有牺牲精神,“甘愿忍受时代对他的遗弃,也要给这迷路的时代指点‘出走’之迷津”,[11]习惯于批判性思维,思维空间开阔,且富于想象力与爆发力等。在互相理解与体认的基础之上,需要正统与异端、异端与异端之间认真对待、认真发现对方的亮点,而不是光挑刺,从而遮蔽并忽视各自在思想史的嬗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知识权力的转移。对于异端,要发现他的意义,深入异端者开掘出来的新问题及理论体系中去,并作“语境化”理解,如对苏力2014年初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所讲并引起轩然大波的“社会转型期不能过分迷信法治”言论等,[12]先不要急于否定,单纯的道德谴责一点用都没有,重心下沉,深入进去,试着去理解,搞清楚对方的知识背景与言说理路,而后再谨慎做出判断也不为迟,这很紧要,否则,异端与正统的对话(有时候,正统似乎不屑于与异端开展正常的对话)势必成了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表面上是对话,其实是呓语,是毫无知识价值的。

同时,不要过于拘泥于理论的当下价值,对当时人、当时事、当时社会等的影响,毋宁说这放在思想领域是对影响、对意义、对价值的狭隘解读,想想布鲁诺、伽利略、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等,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设若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观之,不少优秀的、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往往是要在其产生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将来方才显示出它的力量。但它出现的时代,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他们及其观点的“容忍与自由”,不少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13]其他的一切,或许对于真正的思想者而言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异端者或许被外界简单看作孤独、边缘、不入流的社会亚群体,甚至被人讥讽、嘲弄,存在鲁迅先生终生需要面对的“吾行太远”的历史脱节:先驱者已经自觉意识到的历史变革的要求,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不成熟之间的脱节;先驱者的思想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国民思想平均数之间的脱节。并因此而承受惩罚:不断地被放逐——是精神的放逐,又是被“父母之邦”,自己的祖国、人民,以至战友所放逐——从屈原开始的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14]会有精神痛苦,但我想,也是“丰富的痛苦”吧!(钱理群语)而真正的思想异端者,其自身是很是享受那种被人们遗忘、在边缘处思考的乐趣与挑战的激情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有时候,成功源于‘反叛’。”[15]因为,谁又说得清,边缘是否是真的边缘,而中心,又是谁的中心?这自然是凡事不做深入思考的人所意识不到的庞杂。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是一种重复,真正的理论创见(创新)是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从而真正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与人们精神生活的家园。理论“孤傲”、理论有意与社会与当下保持一定距离,站得更高远一点,是有其合理性的。吊诡的是,此类理论在其横空出世之际,往往被人简单地视为“异端”,认为“不合时宜”。但上述种种以逻辑与事实郑重告诫我们,对于“异端”、对于不同甚或刺耳的声音等要秉持一种包容与敬畏心态,要试着去语境地理解(也不一定要逼迫自己同意,甚至连“同情式理解”都可以不要)。同时,要创造能够容忍它们自由存在、发展的社会环境与人文氛围。反观当今社会与学界,“吃香”的、大行其道的理论多是那些为现行政策、会议精神、看法说法等做注脚的应声筒、留声机,不是说社会一点都不需要,他们本身也并非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当这种理论成为研究主流、占据学界主流话语与大部分社会资源并为人所追捧时,则应予反省了。或许,他们的花样是繁多的,其中还不乏套用西方重大经典理论或是研究方法,但仍然逃不出“结论先行”(问题及问题意识被抛诸脑后)、围绕既定结论费尽心力“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包装、粉饰甚至掩饰的路子,终是多数都成了注定要脱下的政治华袍上的典型与非典型的附庸流俗之物。长此以往,如此繁荣、热闹、喧嚣的理论家族,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都将被人民(很可能也包括学者本人在内)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摆脱福柯所说的教义或正统这种可能是别人建立在我们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的“思想链锁”,[16]异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火种、是希望、是未来。对待异端的态度,往往与一个社会自身的包纳度呈正相关。有异端的多元才是真的多元,而拒斥异端、压制异端等,无疑是多元的虚假。“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17]思想的繁荣,拥有伟大的思想家,离不开异端的参与,想想我们过去的“诸子百家”时代吧!虽然音调未谐,但确实激动人心,勃勃生气。认真对待异端,就是认真对待你我及身处的这个时代兼及家国民族的未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②] [英]吉尔·R·埃文斯,《异端简史》,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④]参见郑宁波,《论“异端”元问题》,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

[⑤]马文•克拉达等主编:《福柯的迷宫》,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⑥]蒋超:《异端的权利:对自由思考的随想》,《法学家茶座》第2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⑦]王元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⑧]参见[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⑨]《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⑩]葛兆光:《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载《读书》2006年第6期,第53页

[11]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12]朱苏力:社会转型期不能过分迷信法治,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zhusuli/,访问时间:2014年12月3日。

[13]《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1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三联书店,2014年,第156页。

[15]王启梁,《法学研究的经验道路》,载于《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13页。

[17]俞可平,《我们为什么要善待顾准这样的思想家?》,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