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的治学之路

田余庆先生经常向我们提及的是做学问不可媚上,不可趋俗;史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但所做学问不可与政治拉得太近,更不可根据某种需要,拿历史与现实妄加比附,歪曲史实。

田余庆先生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我早在求学时就产生过这个问题,那时,主要是出于对田先生学问的敬佩,想了解他的治学之路。

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本科学习的。当时历史系本科是五年制,教学上十分重视打基础。比如,中国通史要安排学三年,按历史断代,由知名教授或中青年骨干教师任课。给我们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就是田余庆先生。

田先生给我们讲课时才三十岁出头,在中国古代史任课教师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讲的课有深度,既不乏老先生那种细致绵密考索之功,又有让 人耳目一新的宏观概括和独到见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很多老教师小心谨慎,堂上多照着讲义授课,以致我班同学林生早在后来的教育革命运动中,贴 出过一张题为《上课神疲论》的大字报。而田先生的课,很吸引人,受到欢迎。历史本应该是不枯燥、不空泛的,让人体味无穷,这正是我当年报考历史系的理想追 求。所以,听着田先生的课,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件事更打动了我。按照规定,进入二年级,大学生要写学年论文,我们这一届要求学生每人做一个历史人物年表,你选择了哪个朝代的人物,就由相关任课教师来指导。我选的是东晋刘裕,自然就由田先生指导。田先生要求我们使用第一手资料,认真读好《史记》《汉书》。

这是我入大学后第一次较系统地阅读古代典籍,热情很高,一心想写好这次习作。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我把古籍中那些自己以为精彩 的词句和评述,悉数摘引到自己的文章中。文章完成后,用老式的竖排稿子誊写,装订成整整齐齐一本,交了上去。过了一些时候,作业发下来了。看上去田先生仔 细审阅了我的文章,因为文中留下了不少标记,最后还写了一大段评语。最为醒目的是他在我认为一些精彩的词句上,用红笔划出道道,标有“陈词滥调”四个大 字。这犹如给了我当头一棒,在我以往写作中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批评。

但仔细阅读他的批语,不难领悟到田先生想引领一位初学者入门的苦心,他在评语中着重指出:写文章要有“独得之见”,不可人云亦云!这正是我在这次习作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也是对我如何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告诫。这么一想,就感到田先生这次批评和指导是多么的可贵!

因此,经受这次批评后,在我的思想上反而拉近了与田先生的距离,加深了对他的尊重,也就更想了解田先生是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

1963年,我留校任教,对田先生的早年经历和治学道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与我的业师罗荣渠先生从西南联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他们都积 极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田先生还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上过国民党的黑名单。罗先生学生时代的日记,有不少关于田先生参加革命活动以及如何同反动 军警斗争的记述。有一次,军警闯入校园抓捕进步学生,同学们把田先生层层围在人群中间,把他严密保护起来,得以躲过一劫。后来形势更为紧张,特务常常深夜 入室抓人,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有一次就临时在罗先生住处过夜,因为那里有一堵矮墙,越墙可到理学院那边避难。还有一次是躲到低一年级的李克珍先生的女生宿 舍处,因为附近有一段不高的围墙与大街相邻。

1948年临近解放,形势进一步险恶,田先生等十二人遵照上级指示离校奔赴解放区。可时过不久,北京就和平解放了,他又随解放大军入城,参加了 接管北京城的工作。后来征得组织同意,回北大历史系继续学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先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后来才转到了中国古代史。

关于他北大求学时紧急离校、后来复学,以及毕业留系后从事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是田先生一次同我谈话时提及的。可是,当我了 解到田先生这些早期经历时,似乎进一步加深了我在学生时代所产生的问题:既然最先接受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任务,而这方面恰好是北大历史系十分薄弱、亟 待重建的学科,怎么又放弃了中国近现代史,搞起中国古代史来了呢?可是,那次谈话为时仓促,平时接触机会又不多,未能进一步了解。

2000年,田先生和我都迁到新建的蓝旗营小区,他住十二号楼,我住十一号楼,交往自然多了起来。李克珍先生大学时也给我们讲过亚洲史,后来同 属一个教研室,更多了一份亲近,不仅节假日我常登门拜访,平时也多有往来。有时他们打电话来要我和老伴一起过去坐坐,也有几次,两位先生亲自登门到我家聊 天。

记得有一天,门铃突然响起,我开门一看,是两位老先生。田先生见到我表情有点惊讶,就笑了起来,“今天天气好,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 你这里来了,连电话也来不及打了。”进门坐定后,我们像往常一样,想到什么谈什么。我看田先生今天精神格外好,在他谈到西南联大一些往事时,我即想起放在 心上已久的问题,脱口而问:“田先生,那你后来怎么从中国近现代史又转到中国古代史,搞起魏晋南北朝史的呢?”

这个问题似乎打开了他早年记忆的盒子。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叙述,主要田先生讲,也有李先生的插话。这次谈话差不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是我们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谈话终于解开了我心头之谜。

田先生说:“年轻时也怀抱宏大志向,但我家境平常,少年时并没有受到你的老师罗荣渠那样的家学熏陶。早年颠沛流离,目睹旧中国的穷困和破败,一 心想济世度人。最早立志学医,后来感到医生可以治病人,却治不了社会,于是从医学院退学,改学政治;后来又转到历史系,先想过要学世界史,认为不了解世 界,你怎么改造中国呀!想当年,对于搞什么专业,自己并没有明确的定见,毕业后被留在文科研究所的民国史室,就搞起中国近现代史来。”

接着,田先生针对我的疑问,回答说,他思想转折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修班学习期间。留校后,最初曾承担中国革命史教学任务,其间被选派到中国人 民大学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授课,讲授联共党史,以大课形式进行。所谓讲课,就是苏联专家在台上一字一句念讲稿,坐满讲堂的学员在台下静静地听他念。实 际上,讲义已发给了听众,而讲授者仍照本宣科不误。课后分组讨论,所谓讨论,也是要求学员复述讲义的内容。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培训结业。

田先生说,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思想深受震动。心想,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一套去做,还需要有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吗?由此,心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想 法: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是没法搞了,联共党史那一套理论全给框死了;世界历史也没法搞了,因为世界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个理论模式的限制。看来, 只有中国古代史,也许还会有某种思考的空间。恰好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历史系人员重组,田先生争取进入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接着,本系余逊老先生突然 病倒,他多年来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缺人,田先生填补了这个空档,接过了这门课(秦汉部分先由汪篯先生承担),从此,就在中国古代史落户。

田先生讲述的故事,很多我闻所未闻,听得很出神,也不免感到吃惊:五十年代初,正当是“学习苏联”的口号响彻全国的时候,田先生却从中看到弊端,引起警觉,并由此做出重新选择专业方向的决定,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眼光和抉择。

惊讶之余,我很快认识到,田先生能够做出这个选择并非偶然,这乃是发自于他内心所秉持的理念,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信守的基本准则:独立思考, 求实创新!这句话是田先生2009年接受教学访谈时自己总结的。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学生,我当年做学年论文时,他对我最重要的告诫,不就是“要有 独得之见,不可人云亦云”吗?正因为他怀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落脚中国古代史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耕耘,开创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后来他曾讲到他 进中国古代史专业时的心情:“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当年这个选择,成就了一 位闻名中外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大家。

田先生虽有幸如愿落脚于中国古代史领域,但他的治学之路并不平坦。田先生在回顾当年自己的境遇时说:经过几年的历练和沉思,学术理念已较为明 确,可正当潜心做专题研究,开启自己为学之路时,没等迈开脚步,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一场“文革”,夺去了他“最能拼搏最能出成果”的年华,等到重新上 路,仅只有“余热”可用了。

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是田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巨大爆发力,他那些连连获得人文学科最高奖项的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在“文革”后到他大病前这十余年 内完成的。他用他生命的“余热”,谱写了学术创作巅峰期的辉煌。这般惊人业绩的取得,固然是由于他早先已有了明确的学术理念,设定了自己为学之路,但是, 我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他的学术心态。这一学术心态,即是他在九十寿辰座谈会上解释《八十自寿·回眸》诗中所表达的:“淡定人 生。”

《回眸》一诗,是田先生仿照苏轼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成,其中有这样两句:“八十看从来,无晴亦无雨。”对于“无晴亦无雨”这句话, 最初我看了感到很不理解,心存疑问:建国前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屡遭抓捕,可谓“出生入死”;建国后,从红楼到燕园,在北大经历的暴风骤雨还算少吗? 我记得田先生有一次同我谈话,就是历数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其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把他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田先生又承担着不轻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对学生有高度责任心的他,不免抱怨读书时间太少,影响了备课。没想到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把他反映“读书、科研时间太少了”的思想,上纲上线,居然总结出“党内专家向组织争时间”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内专家向党争 时间”一时成为大会小会重点批判的经典话语。北大党委书记甚至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警告:“对敌斗争并没有停止,如果再不回头,下一个回合就是你这一伙了!”

田先生说,当时真感到大祸临头了,这一关过不去了,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好在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政治上逐渐变得宽松起来。他的事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听着他讲这些风口浪尖的故事,可以说与听他讲解放前出死入生的故事,同样令我惊心动魄。那么,明明是经历“出生入死”、“风口浪尖”那样的风雨 人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无晴亦无雨”了呢?后来,在九十年寿辰座谈会上听田先生对诗的解释,方明白过来,原来他是借用苏轼的词《定风波》来表达自己的心 境。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急风暴雨,又迎来了风雨过后的晴天,但年届八十时,回头看去,一切都没有了,风雨没有了,晴天也没有了。田先生把这种新的思想境界 归结为四个字:淡定人生!

事实也是如此。田先生晚年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平静度过的,达观、坦然,即使有风吹草动或干扰,皆不为所动。他经常向我们提及的是做学问不可媚上, 不可趋俗;史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但所做学问不可与政治拉得太近,更不可根据某种需要,拿历史与现实妄加比附,歪曲史实。晚年的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 的,“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都不去考虑。他心无旁骛,潜心研究,淡定人生,一心学问。我们在他的身上,仿佛可 以看到当年苏轼在穿林打叶的风雨中,镇定自若,徐徐前进的身影。

田先生把他的诗作意味深长地命题为《举杯歌·八十自寿并赠黑头人》,如今,田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但他举杯吟歌的声音仿佛仍在我们耳边回响。如果说,“淡定人生,一心学问”是田先生一生治学道路的写照,那么,也可以说,这也是田先生留给黑头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林被甸,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