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

洪宪帝制之成“天祸”,内层可归之于“姑息”,外层则明显有“养奸”之嫌。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北洋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权威真空、分崩离析的阶段,共和的民国变质为军阀混战的民国,而北洋最终的覆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是杨度挽袁世凯联,是谋士杨皙子对国主的情感表达。“平狱”非史学之职,但隔开了这一百年时势与人物的震荡,可以更平整地看待袁世凯和他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袁氏称帝,莫论当世、后世,嘲讽与恶评已经熟悉——是为“共和的变质”。但需要源究的是,若依常识论,辛亥以后,共和已成大势;仅隔三四年,袁 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左右又为什么推其称帝?党派纷争、民党与北洋龃龉,最后何以通过帝制作为一种了结;而这个了结,又是怎样终结的?从洪宪发生以来,我们 就处在一个革命史叙事框定的范畴内,是为“天下之大不韪”、“祸”与“逆”。但如果把二次革命、洪宪帝制,及两年后的丁巳复辟连成一线来看,帝制在语词中 构成的反动,在时势中却并非全然如此。从袁世凯到溥仪、张勋,帝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利益群体谋帷能成,综计而言,它是蟺变中的时势、激变时代那些不及转 身的社会、人群共同推促而成。袁世凯从共和元勋走进帝制窄门,而“终于气死”,洪宪大幕的缘起及其收场,联结的是辛亥到北伐十数年间中国政局的跌宕,寻求 秩序和继之而起不断的失序。

“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登上“琼楼最上层”,须从辛亥年的“非袁莫属”讲起。时,清廷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那桐于9月联合上奏,称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 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主动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武昌起义后,很多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清廷也从10月14日到26日连续发出 七道谕旨,催促其出山。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立即派人赴湖北与黎元洪接洽,表达“和平了结”之愿,黎元洪在复信中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 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11月8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 函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 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还对袁世凯表达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这样的话。立宪派更是集体拥袁。张謇就认 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严复在武昌起义后积极为袁氏奔走:“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的声光也是一时无两。许指严《新华秘记》中记孙中山辛亥后初次北上,谈及袁世凯,语多赞赏,说袁某真能办事,气度亦 自不凡;又说:“袁氏初见面时,颇含一副至诚推解之态度,绝不似权诈之流;及谈吐稍进时,深心辨识,则觉其语有锋芒,眼光四射,洵非寻常可以窥测之辈。然 我终疑成见在胸,有意探测其挟城府相临耳。及考其行事,乃全与所言相左。然则彼固一魔力惑人之命世英雄哉!”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近距离与袁世凯交手,他对袁 氏的概括,与陈其美所说“诚老官僚中之极有魄力者”有相同的命意。后来,孙中山也屡次表示,袁世凯为“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维持现状,我不如 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尽力于社会事业”。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并咨文参议院:“此次 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两 天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于当日发出致袁氏通电:“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 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1913年6月,盛宣怀致 函孙宝琦,谈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底定共和的袁世凯在辛壬之际是众望所归的共和领袖。因此,在政敌眼 中,他有极深的城府,有老练的宦术,但他仍然是一个“命世英雄”。

“袁氏之恶,实若辈以济成之也”

辛亥到乙卯,可以梳理几个关键事件:第一次国会选举、党派纷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袁记约法。从中能清理出从共和回转向帝制的些微线索。民初 政乱,“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尤其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对袁世凯处处掣肘;赣宁之役则在实际上打破 了辛亥年袁世凯与共和制度妥协而达成的暂时平衡;二次革命旋生旋灭,袁世凯以强势登临了辛亥革命没有全部赋予他的民国“第一人”宝座。在民党的咄咄之下, 袁世凯由弹压兵乱、整肃政党,而逐步走向全面独裁。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时势和党人作用的结果。

帝制策动,“皇长子”袁克定以及各路政客,诸如筹安六君子,军人派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人,梁士诒、陆建章、袁乃宽和各形形色色的“法律 家”,及至后来的请愿团、国民代表,是常识中的帝制推动人群。这里,无法展开全面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非全然如戏台上敷着白脸的“曹操”。有为 个人、群体权、势、利所计,也包含各种复杂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重回帝国,对经历了民初政乱的时人来说,甚至还包括了对秩序的一种试验。

且以黎元洪和徐世昌为例。较那些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政客,这两位民国重镇实际上更深度参与以至决定了政局的走向。

黎元洪对袁氏称帝,是从游移走向推助的。1915年12月15日大总统策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下后,黎集左右,商定受不受之议。黎氏左 右,都是武昌起义时的旧人,分为反对帝制和赞成帝制两派。当时两派人物争论很激烈,几乎武力相向。黎元洪本人则犹豫不决。后来周树模对他说:予等皆为清室 旧臣,民国无君,出来任事、作官皆无二姓之嫌,如果顺了袁氏称帝,事之,就都做了贰臣了,因此“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黎元洪 最终没有受封,但赞成派的存在,以及他的游移实则也构成一种态度。起码,对袁氏登顶的意图,他们并未抱有“共和大义”此类的绝决。

而当劝进已成浩汤之势,黎元洪携杨士琦共同拟定的“总统世袭制”,便筑就了通向帝制的一条捷径。这是在筹安会发起以后。黎元洪说,“迩者筹安会 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然而默 观时势,障碍颇多,办法就是——“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厘定为“总统世袭之制”:

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安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张国淦:《北洋述闻》)

继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正式呈请总统世袭制,“继承法最为重要,亟应于纂订宪法时特别注意”。在这份呈文中署名的,还有政事堂右丞钱能训、外交 总长陆徵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农商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梁敦彦、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财政总长周学熙另有单独的、内 容相似的呈文。袁世凯阅后,在呈文上批了“存”字,同时,外交谘议魏宸组呈,草定宪法,宜明定大总统之子孙继承大总统,不用帝制之名而行帝制之实。魏宸组 的呈文末段,有“迨大勋告成,吾民迫思功德,恐此事有群起而上尊号者,大总统虽欲坚拒而有所不能”。徐佛苏又有呈国务卿徐世昌文,谓大总统推荐后任大总统 时,“只当限于一人,举贤举子,纯任自由”,这样就不会因“世袭”的名目而招致各国疑虑,“倘待至时机成熟,欧战了结,东亚均势问题回复之后,他国不能独 立发难,而国内政治益理,民困渐苏,则虽毅然变国体,风行草偃,水到渠成,谁能御之”。以上种种,在“世袭”二字的掩蔽之下,帝制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另一个大人物徐世昌,则自始至终默不出声,一直到南方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帝制之呼声已甚嚣尘上,张国淦两度赴津请徐世昌进言,徐却说:“我本不 赞成帝制,但是已闹到这样地步,取消两字,叫我对项城如何开口?”张再劝,“帝制何等事?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能站住,就当走开。现在大局纠纷,人心浮 动,帝制不能贯彻,总统地位又何以安居?”徐依旧表示“整个更难开口”,“退位一层,此时实在不便说”。徐世昌老宦练达,以他当日的地位,不开口,实则对 袁氏亦构成姑息。拉长到后来的丁巳复辟,徐世昌参与了和张勋最初的联动。一直到复辟失败,报章间还有如若东海出山,则“北洋诸臣早已俯首称臣……”这样的 话。徐世昌对帝制的暧昧态度,也证明了他并非“共和”股肱。更有传闻,革命党在此过程中曾有故意怂恿之举。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对此事有简略 记载,消息出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剪报,大意是说,中国民党欲怂恿袁为帝,乃倾覆之。有关革命党以帝制诱袁氏走入覆亡的史料,仅举此一条。聊备一说。徐世昌, 抑或民党,从中可以看到当日中国政局之诡谲。由帝制入民国,而民国再入帝制,君宪派、革命派,老新党、旧官僚,旧人入了新世界,其间所历,有人事与权争, 也有理念与现实,许多矛盾、许多怀疑。袁世凯既登临琼顶,亦在漩涡中心,被裹挟在了君宪与共和的稠浊当中。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打响护国战争,通电全国时 用过一句口号:“天祸中国,元首谋逆。”洪宪帝制之成“天祸”,复杂也正在这里。

内层可归之于“姑息”,外层则明显有“养奸”之嫌。民国初年德皇威廉二世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就说共和不合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 度。袁克定1912年赴德,威廉二世宴请他,力陈中国应实行帝制:“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财政器械由德国为无条件之供给。”威廉还将所谈内容写于信 中,让袁克定带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很高兴(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德国人对袁世凯的影响不仅仅从这只言片语中透过来,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德国 就是他的仰慕对象。袁属下军队的器械、操练方式等都来自德国。威廉二世对中国帝制的支持,无疑给袁世凯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朱启钤说,“帝制之兴,盖造端 于德国。”德国以外,英、日实际也都在暗中推助。所谓“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到辛亥革命时,英国就曾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 宪,并且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

时总统府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是更为众所周知的“帝制鼓吹派”。1913年3月15日古氏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聘用合同,配合中国制宪, 期限为三年。基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古德诺从一开始就反对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他倾向于中国在共和制下采用总统制,并主张新宪法应当赋予袁世凯比美国总 统更大的权力,以塑造一个强势政府。认为古氏一开始就在为袁世凯的帝制帮闲,这有失公允。1915年古德诺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应袁政府的要求于8月3日 提交了一份各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末段云:“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此殆无可疑者也。”平心而论,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情的论述,并无明显偏见。讲到辛亥由帝制而变共和的仓猝,以及君主制对保持政治稳定的作用,与杨度“君宪救 国论”相似,立论的要点都在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共和的民情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树一君主,确立威权,反而有助于立宪的实现。他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对中国现实的 评论,并没有溢出学术道德。张国淦也在《洪宪遗闻》中说,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这是事实的一层客观。在另一层客观上,古德诺这番“以君主 制行之为易、共和制行之则较难”议论,又立即为当日中国怀着各色心思的政客掐头去尾地接收和利用。“易”和“难”被转换为“优”与“劣”。在此文发表后遭 到中国国内舆论的指责风暴后,古德诺曾亲自出面辟谣,声明他本人从未断言过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 的政府形式,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皆是如此;单就中国现实而言,君主制似乎更为合适,但废共和、退回君主,只有 在顺利解决政权交接的前提下,才可能;第三,他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绝非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然而遗憾的是,古氏的这番解说几乎没有被任何 一个中国人听进去,指责的依然指责,利用的也依然在利用。1915年的中国,并不存在宁靖讨论君主、共和问题的政治氛围。因此,古德诺在政治学学理上的言 论被卷入政治漩涡,并对中国此后发生的帝制闹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正是在这乱哄哄的“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鼓噪中,越来越深地 陷入皇帝的迷梦。

陶菊隐《袁世凯真相》中记载说,北洋军各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军官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当祝愿他老人家富贵寿考。每晨下 操场集合时,官兵先作如下的一段问答。官长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兵士齐声回答说:“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道:“咱们应当替谁出力?”兵士又回答 说:“替袁宫保出力!”因此,在北洋军中,士兵便就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北洋系从上到下“家臣”的“忠诚”假象,无疑也是后人所说“群阴构煽,众邪横行”的历史内容。而在北洋之外,更广阔的、一般的“中国”,确也在极大 程度上如杨度、古德诺、庄士敦们所认为的,“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与已经历过的所谓共和制相比,民众更希望一个像样的政府。 “彼辈并不知大总统之位为何位?事为何事?终日以无皇帝为虑。”亦甚有乡野村夫,将大总统直呼为皇帝。丰子恺曾记录过,他的乡人总希望皇帝再坐龙庭,“洪 宪即位”时,他们认为希望几乎达到了,虽然失败,但“希望总是不断”。这也是一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袁世凯、对帝制,都没有指向一致的同仇敌忾。

“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帝制失败,原因很复杂,西南打响了护国战争固然重要,但最后真正让袁世凯走入末路的,则是他倚为干城的冯、段两员大将。王士珍入民国后就基本不在台前活动,因此民初北洋的军政格局中,主要是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重要人物,“北洋三杰”之一,也是三人中与袁世凯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帝制之议初起,冯、袁之间有一段很出名的对 话,袁世凯坚决向冯国璋表明不会称帝的心迹。但是据袁静雪的回忆,袁世凯虽然对冯回应着“没有心思”,实际上,对冯国璋的劝阻,非常生气,当晚就对着家人 连声说了“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随后洪宪帝制正式揭幕,冯国璋深有被骗之感。曾对人讲,“我跟老头子(指世凯)这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 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 室),怎不令人寒心!”(恽宝惠:《谈袁克定》)另有一层原因,倘若袁氏称帝,冯、段等人也就永无接任总统之位的可能了。

护国战争打起来以后,形势其实很清楚,能够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不是北方的段祺瑞,而是南京的冯国璋。袁世凯招张国淦谈论局势,张即明言冯的关键 作用。据张国淦记载,袁世凯反问张,“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回答说,“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袁世凯“哼”了一声,便不再搭 腔。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冯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早在五将军密电泄露后,西南护国军就希望冯由消极反袁转为积极讨袁,但是冯始终不肯打出鲜明的旗帜。4 月中旬,帝制派高调反对退位,袁世凯向美国大借款的消息又甚嚣尘上,加以刘冠雄带领北洋军南下,这些情况迫使冯国璋的态度不得不鲜明起来。4月16日通电 袁世凯,“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这封电报,打响了北洋系公开劝袁退位的第一炮,十数日内,冯国璋又接连发了几份通电,“措词之露骨,远在 蔡锷、梁启超两人所发通电之上。其仇视袁世凯之程度,比之西南诸人,尤为深切”。出自心腹大将的劝阻之言,给了袁世凯一记重创。

段祺瑞1895年随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其股肱,有“北洋之虎”的称号。段、袁产生龃龉是在段祺瑞当上陆军总长以后,掌握中央军权,势力的膨胀也 日益为袁氏父子猜忌。夏寿田说:“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袁氏复辟帝制,北洋众元老大多不置可否,静观形势为主,只有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明确 表示不赞成。随着帝制进程加快展开,态度消极的段祺瑞自然日益被排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后,长达两百多人的赐爵封赏名单上,竟然没有 北洋元老段祺瑞,可见袁、段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此后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派张敬尧、曹锟、龙济光等人前往镇压。段祺瑞暗中指令张敬尧等屯兵不动,袁世凯不 得已只好请段祺瑞出山,任命段为参谋长,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袁世凯在中南海设立征滇临时办事处,再次打算起用段祺瑞出任征滇总司令,段非但不受命,反而 在1916年2月底,公然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的主张。4月22日段祺瑞就任国务卿,5月4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就 职后,因秘书长一事造成了袁、段之间的最后决裂。段拟以徐树铮为秘书长,先后托王士珍、张国淦向袁进言,袁世凯就是不同意。段祺瑞听到消息后大怒,说: “总是不答应耳!”即将口中的香烟重掷案上,向前猛推,厉声说:“今日还是如此!”亲自向段传话的张国淦形容,当时“其鼻向左斜歪”。据说,段盛怒时才有 此现象,所以有人背后称段为“歪鼻子”,张国淦常在段氏左右,如此盛怒,也仅仅只见过这一回。自此以后,段祺瑞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讨袁。袁氏病重,众 人皆知“催命二陈汤”,实则,段祺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仍然要牵到洪宪之后的丁巳复辟。冯、段两人在张勋复辟清室的初起,没有明显的反对之意。张勋在天津时曾打探过段的口风,段对复辟未置可否。而冯 国璋对清室一向尊荣,恽宝惠还说,“自从清帝逊位以来,这几年中,冯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思’并且也是有着‘还政于清’的思想的。”浮于世人眼前的言、 行,并不足以推断真实的意图。可以分析到的是,共和与君主,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言行、主张看似翻覆,实际上都是系在政权、军权这一条线上。

唐德刚《袁氏当国》中说,“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朋股肱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洪宪帝制失 败,也就意味着北洋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权威真空、分崩离析的阶段。自此,府院、直皖、直奉之间的争夺与缠斗日甚一日。共和的民国变质为军阀混战的民国,而 北洋最终的覆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跟随着推翻洪宪而登场的各路政党、武人几乎摧毁了革命者有关民主、宪政的全部希望。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割扰,使得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家,“只能作为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沈从文)。

共和衍为帝制,形形色色的人穿插其间,有拼命推促的,也有帮忙、帮闲的,还有姑息养奸、以退为进的。袁世凯死后,在纷纷扰扰的惩办元凶和各路政 客的重新登场中,也曾有许多人在切实、理智地分析帝制复辟的成因。比如,蔡元培就说过:“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 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陈独秀也连续在《新青年》上发文,认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 因,“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 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而梁启超在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也反复申论,共和-君主,并不与致治- 召乱对应;辛亥年他反对共和革命,此时他反对劝进帝制,原因并不系于共和抑或君主本身,他反对一切变更国体的革命现象,因其易生变乱。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 国,共和植根尚浅,有关皇帝的观念却盘根错节。共和的反复、羼杂,是政客与武人,民党与北洋,命世英雄与草泽百姓共同经历和共同缔造的。中间,还纽结着国 内与国际的关系。全不是“复辟丑剧”能够湫尽笼括。在时势与“人心”的多重鼓噪、虚映之下,可以为帝制“自为”解析出一种历史的因果。

作者:沈洁,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