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穗生:毕竟是书生 梁漱溟十年问政

梁漱溟投身现实政治,始于抗日战争之初,止于抗日胜利后内战之初。这个起迄的时间,值得注意。是什么立场、思想主导下,他参与创成民盟又退出?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据闻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始终不成立组织,因为他认为一旦“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干,是他一贯的风格。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反往常促成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又为进一步发挥作用再促成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回答是:为了绝对避免内战。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建国基础存在基本矛盾(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势难避免内战。而中国不存在只有通过内战才能解决的问题。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各自声明放弃内斗一致对敌,投入抗战。可见原本没有必须用内战才得解决的问题。但是,此时的团结巩固吗?不会生变吗?于是,1938年1月他去延安实地观察、对话。所得印象相当令他满意。

他还向毛泽东提过一个问题:抗战胜利后贵党可否参与共同建国?在梁漱溟看来,一个国有两个建国运动难以想象。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就提出抗战胜利后长远问题恐怕反而不好。梁漱溟觉得这话也在理。

毛泽东还向他透露,此时(1938年1月)国共两党正在汉口讨论再度联合的问题。不过后来蒋介石不再热心这件事。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汉口,再迁重庆。梁漱溟说“你们向西,我向东”。一年后他果然这样做了。1939年2月他由几个学生陪同从重庆出发去华东、华北五省敌后游击区。此时,他的名片上印着两个身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事先托有关单位向双方军队发了通知,一路得到双方热心关照。春天到达敌后所见有喜有忧。国共部队间,尚有一定合作。敌强我弱,他们一行没有作战能力,在沂蒙山区和日军周旋一个月,曾雨夜露宿山顶以大石为床。接下来情况渐渐不妙,双方军队时生摩擦,待到秋天已发生团一级规模的冲突。

梁漱溟1939年10月回到重庆,11月底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当时,国民党政治上已倒退到只承认自己,其他党派处于半合法状态。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求得合法存在,向蒋介石提出并获得当面允许。值得注意的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第一个提案在同志会内便没有达成共识,后由梁漱溟以个人名义提出。他的提案是《请厘清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行文中有蒋介石是议长,毛泽东是参政员,目前状况是参政会未能发挥作用所致这样的话。

又一年过去,事态已达险恶的程度。新四军被军事委员会指令从长江以南回到江北,北撤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截击,伤亡重大。第三方面的人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劝不可走上绝路。他们在劝架中改组了原来的组织,另行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为当前问题努力的小党派的联合体。民盟的使命是防止内战,还有争取民主权力。这在各党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政党有其自身利害。尽管梁漱溟强调民盟不是政党,但是民盟不久便被人政党化了。

从盟史上看,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同为创议者,他们以互推的方式决定由黄出任主席。黄炎培召几位左右手同来,提出要考虑与国方关系。因职教社(由黄炎培创立)不能不顾及一批人的生计。自此以后黄便不愿出头,不做开罪国方的事,包括口头说不再担任主席。梁漱溟提醒他应明确辞职才好。这以后梁漱溟提议请张澜任主席。1946年夏政治空气最为紧张时,黄炎培写信请假,在请假期间他将不出席议事,不在文件上列名。但是唯独他自始至终在盟,其余三人先后因故退出,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左舜生自民盟创立便担任总书记(后更名为秘书长),4年后随青年党一同退出,只论个人,他有劳。张君劢为民盟出过些好主意,有政治智慧,后来被党内蒋匀田一伙架空,蒋匀田等去“朝中”做官,他没有去。

梁漱溟在盟内共计6年。创成后第三天离重庆,此后4年远在香港和广西,不曾与闻盟内抉择。1945年11月当他回到重庆时,日本已经投降,毛泽东已经访问过重庆,青年党已经退出,救国会的朋友已以个人身份入盟,政治协商会议已在筹备中。新的一页正待翻开。

左舜生离去,急需有人出任秘书长。张东荪表示可以挂名但不做事。梁漱溟说他可以做事不挂名。政协开完,张东荪要回北京任教燕京大学,秘书长一职又需找人。这时梁漱溟也决心走开。去哪里?去办文化研究所。这件事他已想了多年。现在是退出政治的时机了。

决心再大,梁漱溟还是没有走成,正式担任了民盟的秘书长——鲜英(时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一段话使梁漱溟无法推却:“你坚决不干,岂不是要表老(张澜字表方)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

何况也真不是时机——政协各项决议有待实施,内战危机日甚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你(梁漱溟)现在走不行。梁漱溟留下了。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但别人看错了他,连他也错估了自己。

梁漱溟在《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中很详细地叙述了全过程。那最后一句话是:“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别,我便离开南京了。”

他离开的不止是南京,还离开了阻止内战的岗位。他在这个自设的岗位上站了近十年。

1949年1月5日,梁漱溟写信给张澜,希望对方能谅解自己不能“追随同人致力于当前任务”,今后要建国了,但自己这方面的意见“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而“时人习于斗争之说”,一旦听着不合意会产生敌意。“为求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以减少敌对心理。

1月6日,梁漱溟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所说与致张澜信是一个意思。但二人是今后领导,梁濑溟所说有所不同:建国大业“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于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

虽言之在先,仍未得允许参与讨论建国大业。

梁漱溟十年问政,很知道自己是劳而无功。至于因何无功,他本人和旁观者心里都明白。

(摘自《中华读书报》)

本文原刊《领导文萃》2013年第10期“人物”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