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社会与照着社会的镜子都是扭曲的

导语: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写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的余华昨天在北大举办了一场讲座。以下是搜狐文化独家整理的余华的发言,稿件未经作者审阅。

文:余华

我可以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之间的强度

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的感受也不一样,写作自然也会提高。八十年代初,自从我不开始读中国杂志的时 候,开始阅读外国经典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写作突飞猛进。就像厨师一样,如果总是吃麦当劳肯德基,怎么可能做出好菜。只有吃过好吃的菜,才能做出更好 吃的菜。

另一个层面阅读这些作品时,可能会进行比较,我也能写这样的作品。比如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 像》,通篇是对话。 当时用对话写短篇小说就很不容易了,通篇用对话写一部长篇小说在当时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在我写《许三观卖血记》写到前面一万多字时候,发现怎么全部是对 话,机会来了,干脆全部用对话把它写完。

二十多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习川端康成的写作,他的作品很煽情稍微有 点肉麻,那个肉麻不是现在理解的肉麻,用川端康成的 话来讲是“肉体的迷宫”。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受非常强烈,我对自己讲之后我也应该写这么强烈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达到。后来又读到茨威 格的小说,他的写作方式也很强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后来在讨论茨威格的一个会上,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我的感觉是我的作品要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强度有难度,但是写到茨威格那个强度没有难度,所以我可以写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强度。可能有的读者认为你怎么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比,你比他们差远了。读者的看法跟我没关系,那是我自己在跟他们比,我不是邀请读者来做裁判,我不需要任何裁判,这是我们之间单独的比赛,而且也没有比赛规则。

荒诞是生活的一部分:电视上播放延安剧的慷慨激昂 屏幕下面是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死亡就是一种命运的结束降临某个人的身上。我写了三十多年,写了很多死亡,很多死亡都不记得是如何写的。最好的办法不要去写杀人,死人,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把人写死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作品中的人不是我写不下去把他写死了,而是他在这个时候死掉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写作品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种感受。八十年代我的作品中出现的暴力血腥的场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街头暴力很常见。另一个原因我在医院的环境中长大,也是血淋淋的环境。那段时间我经常白天写小说,在小说中这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晚上我睡觉做梦又被另外一个人追杀。

其实荒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概七八年前,特别是地方电视台放一个关于延安的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在慷慨激昂地讲话,下面打的是关于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这是荒诞么?这是我们的生活。

再比如,在宾馆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边上还放着一个烟灰缸和一盒火柴,你说这是生活还是荒诞?这是生活也是荒诞,不要把荒诞从我们的生活中分离出去,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喜欢牙医而走上写小说之路 鲁迅是因为无聊才写小说

鲁迅好像没有我有临床经验,他是海归派,我是赤脚医生。《呐喊》序中很清楚,他是因为无聊才写小说的,才不是为了来拯救中国,那是后来给他加上去的。我比他更糟糕一些,我是因为太不喜欢牙医这个职业。当时就是想去文化馆工作,文化馆那帮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调到文化馆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表一篇小说。

1998年1月份,在意大利都灵搞了一个东亚文学论坛,两个韩国作家,两个日本作家,四个中国作家。我,苏童,莫言和王朔四个人去的。题目就是“我为何写作?”

我谈的就是“我是如何不想做牙医,调到文化馆的话就可以天天睡懒觉不上班,才开始文学写作的。”

莫言跟我差不多,他是因为当过几年哨兵,在司令部门口站岗,他发现穿着皮鞋进出的是军官,穿着球鞋进出的都是士兵。他的梦想是写一篇小说发表之后,稿费可以去买一双皮鞋。这是他的“我为何写作”。

王 朔也差不多。他那个时候在青岛一个海军仓库管仓库,非常无聊。但仓库边上有一个海军医院,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当时社会 上的漂亮姑娘都被部队医院招去当护士。王朔当时的愿望就是怎么想办法调到海军医院当宣传干事,去跟护士聊聊天。只有发表小说才能调过去。他是这么走上小说 之路的。

我们四个人之中唯一上过大学的是苏童,他显得就很纯洁,在大学中热爱上文学开始写作。在听过我们三人“无耻”的发言之后,苏童认为他的发言很“无耻”。那天他特别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八十年代的“垃圾西装”革命 九十年代充斥的选美比赛

为什么《兄弟》对我来说是很大挑战?一定要把这个时代表现出来,同时又要人物融入到时代之中,《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把时代作为一个背景而不是生活。

《兄弟》上部是讲文化大革命,从社会形态上看文革是单纯的黑与白,革命与反革命。但是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形态非常复杂,把握起来就非常困难。记得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宁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我写《兄弟》的时候,上部很清楚,草就是草,苗就是苗。而下部草和苗变成同一种植物了。

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很不愿意腾出时间来表现时代,分散去描写人物的精力。但是《兄弟》上部已经描写很浓烈的时代氛围,那么下部也必须同样表现时代的氛围。

我在写作《兄弟》下部的时候,我还面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不同。我一直寻找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东西。八十年代我找到的是“垃圾西装”的革命与物 质上的崇洋媚外。因为八十年代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之间,是普通民众之间)最形象的革命就是从中山装变成“垃圾西装”。因为当时我生活的小镇上,我记得做 西装的采访之前都是做中山装。那时候日本韩国的垃圾西装进入中国,又便宜又好。我当时买了两套,西装的胸口都绣着自己名字。所以我在《兄弟》里就比较夸张 地写到,李光头从日本弄了一船垃圾西装到刘镇之后,刘镇所有的男人都问你是谁家的。

还有一个事实,八十年代中国人物质上的崇洋媚外是 登峰造极的。我这个小说还有一些错误,这是中国批评家不知道的。我在小说中把刘镇有些崇洋媚外 的人将自己不知道的名字改成“本田,松下,东芝”。我知道“索尼”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姓。日本的翻译告诉我“三洋”也不是日本的姓。

九十年代的特征是什么?我比较喜欢看电视,回忆起当年看电视,除了我喜欢的体育比赛,还有新闻,其他很多都是选美比赛。比赛之中只要有两到三外国人,就是国际比赛。《兄弟》的斯洛伐克翻译是一对夫妻,他们告诉我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昆明旅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长跑比赛,组织者非要让他们加入,说只要他们加入比赛就变成国际比赛。所以他们两个人说在翻译《兄弟》中选美比赛的时候很有感觉。

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很多文学教授没有我看那么多的电视,他们不知道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选美比赛。那个时候的选美比赛之多,好比现在电视上的真人秀。所以过了二十年代之后再回忆现在,真人秀就可能成为一个符号。

作家写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以前有一种说法“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难写”,那是瞎扯。我是从短篇小说写起,写中篇小说,再写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对我最重要的是段落与段落,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平衡。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当你想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么长的时候,你就滔滔不绝地写了 很多。当你从新读的时候发现很精彩。但是麻烦来了,后面相应的情节要同样丰满才能对应。所以长篇小说有时候不是按作家的意志进行控制的,想多写的时候写的 很少,想少写的时候又写的很多。所以在重写的时候如何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今天已经没有条件去写《兄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那样的条件,作家写作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什么时候就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

八十年代时候出现以张承志为代表北方作家的男子汉文学,但是如何去表达男人,在不同作品中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出现的男子汉文学,有好多作家都去写铁匠,铁匠有力气。那个时候我读到王安忆发表一篇关于她侄子的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她侄子当时应该还在读小学,写得特别生动有趣。没想到引起了北方几个男子汉作家的愤怒,他们认为王安忆是在影射他们。

写小说的时候感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

作为一个作家,不可能在写小说的时候还要想着作者。很难为读者写作,更难为外国读者写作。《兄弟》在中国之外卖得最好的国家法国只有五万本,台湾都有五万本,在中国有两百万。《活着》卖得最好的是在美国大概四万多,在中国去年就卖了八十万,在国外真的很难找到读者。

但是任何一个作家又回避不了读者,因为作家也是读者,他也读了很多小说,很多文学作品会影响他,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写作标准的影响。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能够感到一种双重身份。当小说在往前写的时候是作者的身份,当我感到哪里写的不好的时候是读者的身份。

我以前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不喜欢小说还有尾声,因为那是十九世纪的写法,我是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但是当我突然发现,要写一部那么大的作品,里面 人物又是那么多的时候,真的要靠一个尾声结束。在写《兄弟》之前我是很讨厌尾声的,但写完《兄弟》之后我发现尾声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救一个作家。我记得自 己写《兄弟》时候尾声是非常流畅的,每个人物的形象都是栩栩如生。

我一定要在《兄弟》结尾时写李光头要上太空去,因为03、04年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南非人上太空去,他们都是有钱人,我就想中国的土包子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尾声也可以结束,但是如果不写尾声的话,我还要写很多狠多才能到达,但是有尾声之后很快就可以到达。

社会是扭曲的 照着社会的镜子也是扭曲的

英语,德语世界知道《兄弟》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了很多批评,他们认为是官方的批评,其实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批评。

《兄弟》中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例如,在文革时候,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文革时期是不可能有“梦中情人”四个字的。有朋友建议,再版时 可以修改,将“梦中情人”改成“我经常梦见她”。我说假如这本书五十年之后还有人看可能已经不知道其中的差别,假如没有人读,改了也白改。

其实回忆起来,我之前的小说都受到批评。只不过那时候中国文学写作与媒体是没有关系的。经过媒体的放大,批评也会放大。从现在来看,对《兄弟》 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了。所以当《第七天》出版以前,我告诉我的出版商,就等着挨骂吧。他们说这本书不会被骂的。结果一出版之后,比《兄弟》骂的更厉害。我 已经对批评习惯了,只有我出新书肯定会有批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总是在批评社会哪里生病了,而他自己是很健康的。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生病了之后每个人都病了。所以研究者就把鲁迅变成了医生,我觉得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医生。当写病态社会的时候,我是以病人的身份去写小说。社会是扭曲的,照着社会的镜子也是扭曲的,照出来的就是《兄弟》。

所以我在写《兄弟》的时候,必须要强调的是,文革是人性压抑的,但从革命意义上来讲又是充满激情的。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是混乱的时代放纵的时代, 但也是生机勃勃的时代。所以我要把这两个时代之中的人写得生机勃勃。因为每一部作品的体裁不同,表达也就不同。到《第七天》,我就要压抑地写,因为是从死 人的角度写作,就要压抑写,不能写得生机勃勃。

【整理编辑】:王远哲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