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需继续破除“公有制迷信”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现在转入到一个新时期。大家希望未来一段时间能够保持一个中等速度,成为“新常态”。但是从去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和对市场的 直接观察来看,这个希望很难成为现实。当前的问题是企业大批亏损倒闭,税收下降,对企业的前景不看好,股市暴跌,人民币的汇率也在贬值,坏消息接踵而至。 在2016年里中国经济很可能是继续下滑。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

这种严峻的形势在1978年改革以后也出现过。第一次是在1978年。由于文革浩劫,一切事情都陷入混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次是在 1990-1991年,受1989年事件影响,经济极度萧条,市场冷冷清清,酒店门可罗雀,长安街上汽车稀稀拉拉,飞机上满是空位子。这两次危机的严峻性 远比现在的更严重。但是中国不但从危机中走出来了,而且获得经济的大发展。这里的经验是什么?我认为简单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

第一次解放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人民公社解体,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连下来的两年里解决了解放后27年始终没解决的吃饭问 题,到现在中国人没有挨过饿。如何喂饱十多亿中国人的大难题,由于解放了思想很容易地解决了。解放了什么思想禁锢?就是对农业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迷信。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89年以后,中国遭到国际制裁,国内左倾思潮大泛滥,认为任何赚钱的想法都是资本主义,要回到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来。结 果是接下来的两年,1990年和1991年,市场萧条,经济增长完全停滞,三中全会后的蓬勃生机嘎然而止。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状态, 于是发动“南巡讲话”。其中最关键的两句话是“不要问姓资姓社,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迷信。接下来私营经济有了跳跃式 的发展,奠定了以后20多年高增长的基础。

现在中国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前两次那么严重,但是病根子是相同的,都是公有制的迷信没有突破。首先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它们占用了巨大资源,无论是资金、土 地、矿藏或各种配额,可是产出却很低。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平,还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 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其次是国企内部贪污腐化,这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国企的问题已经是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最近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看到了所有权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关系。但是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依然要靠一部分公 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有鉴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确实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建设的进度,所以, 全盘私有化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把国企在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夸大到其他行业,变成对公有制的迷信。该公有的就公有,该私有的就私有,实事 求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实为至理名言。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 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能沾点光。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严格保护私有财产。 所以才有“保护私产是道德之神”的说法。反过来看,财产公有往往发生在公有公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你抢我夺,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这一点在国际和国内的现代 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洛克的名言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中国的实际经验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可惜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觉悟到公有制的局限性,还迷信它的优越性,不愿意对它进行客观的讨论。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走出对公有制的迷信,中国经济困境很难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