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学必悟,悟而生慧

纵览古今中外,自有文字和印刷术以后,只要不是十足的文盲,人人都有读书的经历。但是,人们读书的境界、数量和收效完全不同。随着各级教育的普及,读过书的人越来越多,但读过书、读书人和真正会读书的人又不同,区别简直判若霄壤。确定无疑的是,只有那些爱书、爱读书、爱藏书和会读书的人,最终方可成为杰出的人才。

什么是读书人?民国时期杨玉清先生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以读书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他在文中用了一个“混”字,指出某些人读书不纯的动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官场上的官员和商场上的老板,利用权钱交易从大学获取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就是这种混文凭作装饰品心态的表现,他们亵渎了研究生学位的真正学术价值。

那么,何为真正会读书的人?从整体而论,读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分,不会读书的人居多。不言而喻,那些仅仅追求记问之学,读书时心不在焉、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书读完以后,也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当属不会读书人之列。那么,凡是会读书的人,他们深知读书是一种心灵活动,必须营造一种恬适娴静的心境,唯有此时才进入到浩瀚的书的世界。他们通过读书,以达到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长见识、养灵性、增智慧。

清朝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他以“窥”“望”和“玩”三字形容读书的态度,恰好反映了不同年龄人的读书心境。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生都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和写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依照张潮的论点,现在我也到了“台上玩月”的阶段。什么叫“台上玩月”?我理解所谓的“玩月”,就是完全摆脱读书的功利性目的,以超然的态度,欣赏书中知识的美,品味知识的真正价值,以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智慧。

我虽然是老年读书人,但绝不敢自诩是真正会读书的人。至今,我仍然还在苦苦地求索,可谓是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愿意与广大青少年交流读书的心得。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

首先,读书贵在于精,包括精选、精读和精思,这是每一个名家读书的共同心得。北宋欧阳修4岁丧父,因家境贫寒既无钱上学,也买不起书,由母亲向四邻借书,他靠抄书自学而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因而,他最懂读书和做学问的真谛。他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

在“好大狂”思潮的影响下,现在图书的版本越来越大,字数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开本图书已经很难再寻觅得到。可是,民国时期和国外的学者,其最富有创造性的著作都是少而精。例如,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校注人间词话》,其中曾经创立了“境界说”,但仅有小32开本70页,只不过4万字。又如,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4月25日的英国权威的《自然》上,该文仅有960余字,但却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纳什在22岁时,以仅仅27页的论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其中创立了“纳什均衡”的博弈论。显然,要想读小而精的书,必须改变我国当前学术界追求多而杂的著述风气。

其次,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读懂,而最高境界是读“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懂”仅仅还是限于某个事物本身,而“通”则已超出事物本身,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了,所以“通”比“懂”进入到更高的层次。那么,怎么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这就是悟性的功能,悟是通向智慧的唯一途径。古人说,学必悟,悟而生慧,因此悟性之有无是区别读书优劣的主要标志。悟性是能够学会的,但却不可以教授。一般来说,悟性的获得需在娴静的冷环境中,通过自己反复揣摩,不断内省、反思、渐悟、顿悟,从而获取智慧。渐悟与顿悟都是获得智慧的途径,渐悟是逐渐的,顿悟是突发的灵感,像创造性的灵光一闪念。我以为,读书人只有获得悟性,才能达到“通”的境界,方算得上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

【作者】:刘道玉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