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娜:从感性到理性的村上春树

过年前看到了村上春树少见的,以自身照片作为封面的新书《身为职业小说家》。而且还是由日本摄影大师荒木经惟操刀的人物特写影像。虽然有人形容村上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但他一贯低调,由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不高,这回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算是高姿态的了。

自1980年代《听风的歌》问世之后,村上足足红了30年,几乎每一本书出版后都受到村上迷力捧。近年来更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人选,无奈却总是擦身而过,落得个诺奖陪跑作家的花名,对村上春树来说,应是啼笑皆非的一件事吧。

我也看村上的作品,但说不上村上迷,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年轻时喜欢过的《挪威的森林》,就是几年前读的《1Q84》。

读着《身为职业小说家》,觉得这书还是挺有意思的。村上形容自己“靠一支笔吃饭”超过35年,这本书正是村上作为职业小说家,对其生命历程与小 说创作的自我表白与反思。读着村上从年轻时候开始,对自我人生信念的把持与坚持,其中某一些叙述于我而言,竟有几分心有戚戚焉。

还没成为职业小说家的村上春树,其人生是挺不按牌理出牌的。他自我表白道,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擅于学校功课,而觉得阅读、看电影、听音乐,到海边 游泳,打棒球比读书更有趣,还没大学毕业就休学结婚,夫妇俩为稻梁谋,日夜兼职打工,因为不喜欢当上班族,不爱看上司脸色,想尽办法以微薄的积蓄和银行贷 款,在东京近郊国分寺附近开了一家可以放爵士音乐唱片、卖咖啡、酒和餐点的小店。

又因为喜欢音乐,所以“只要做着和音乐有关的事就觉得很快乐”,并因此认识了许多杰出的爵士音乐家。虽然身为老板,村上每天都在忧心无法付还贷款的焦虑中过日子,有一回走到绝路时,竟然让他在午夜街头捡到一笔钱,神助一般应付过难关。

仿佛命定似的,1978年春天,村上春树到明治神宫球场看中央联盟球季的开幕赛。当日是养乐多燕子队对广岛队,而村上春树是养乐多队的球迷,养乐多队当时是支不起眼的、弱小的球队,更没有明星球员,但即使如此,球员们仍奋力迎战,一开场即打了一支漂亮的二垒安打。

当球棒碰到球,清脆悦耳的声音响彻神宫球场的刹那,村上忽然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他忆起了那瞬间:“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天空慢慢飘下来,而我正好用双手接住。为什么会正巧落在我掌心,我也不太明白,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发生了那件事。”  那天看完球赛,村上一如往常回到店里工作,打烊之后便在厨房桌上开始写小说,半年后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投给了《群像》杂志参加新 人奖评选。一个星期天早晨,还在熟睡的村上春树接到一通电话,通知他已进入新人奖最终决选名单。听到消息后,村上起床和妻子出外散步。

在路上,他们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信鸽。多年之后,村上春树回忆道:“我还清楚记得30几年前的春天下午,在神宫球场的外野席,有什么从天上轻飘飘 地落在自己掌心的感触,在那一年后,也是春天的下午,同样的手掌上也还记得在千驮谷小学旁捡到受伤鸽子的体温。而且在想‘写小说’的意义的时候,我经常会 想起那些触感。对我来说,那些记忆意味的是,相信自己心中应该拥有的某种东西,以及梦想是可以培育的可能性。自己心中还留有这种触感,真是太美了。”

1960年代末,村上春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正好经历了日本学生运动,他在回顾中对学运做了反思:“当时基本上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在个人所能办 到的范围之内也尽量参与行动。不过在反体制的派系之间,对立加深,在所谓的‘内斗’中居然任意闹出人命(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文学院教室里,一个不问政治的学 生竟然被杀害)。

“之后,我和许多学生一样,开始对运动的方式感到幻灭。其中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有不对的地方……无论当时有多么正确的标语,有多么美丽的讯息,如果没有能够彻底支持正确和美丽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话,一切不过是空虚语言的罗列而已……”

我反复读着村上春树这一番话,读着他如何以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自己走过的时代。在青春年华里遇到了日本学运这重大事件,村上一直未能忘怀,在他的很多小说里,学运反复出现。

《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回忆他18年前在大学的生活,小说中不只一次以带着距离感的笔触描写他自己经历的学运,“宿舍内部发生几件纠纷。加入学派 活动那伙人在宿舍里藏起头盔和铁棒,为这件事而跟舍监钟爱的体育系学生互相冲突,造成两人受伤,六人被赶出宿舍。那件事留下很长的手尾,几乎每天都有小冲 突。宿舍内笼罩着一股沉重的空气,大家都神经过敏起来。”。

有意思的是,几年前问世的《1Q84》里,村上将1960年代末的日本学运延伸到1980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两者同样从原本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发展成后来的狂热信仰,小说塑造了深田保这个从学运分子到邪教头目的角色,而小说里写小说的故事主人翁天吾,却教人看到了村上春树的影子。

【来源】:《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2016年2月18日

【作者】:张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