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和华罗庚

陈省身说与他数学生涯关系密切的有6个朋友:华罗庚、吴文俊、胡国定、A·韦伊、格里菲斯和西蒙斯。其中前三位是中国朋友,后三位是外国朋友。这里讲述的是有关华罗庚的故事。

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年龄相仿,但生活的道路不同。华罗庚出生于1910年,比陈省身年长一岁。1930年陈省身考取孙光远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清华。第一年因研究生人数太少没有开课,就先做算学系系主任熊庆来的助教。次年,熊庆来传奇式地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算学系的助理员。实际上是随研究生听课学习。

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个房间,一共是4个房间。熊庆来的房间内原来放有助教陈省身的一张桌子。外间是周鸿经和唐培经两个教员的办公室,走道的对面则是其他教授的办公室。1931年6月,陈省身的助教任务结束,恢复为研究生。于是,以学生身份当然不能再呆在教师的办公室。正好华罗庚来了,作为算学系的助理员,就用原来陈省身的那张桌子。陈省身说,华罗庚“虽然名义上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陈省身回忆华罗庚的用功是“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用非凡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罗庚患有腿疾,又没有学历,要超过别人,谈何容易。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Mathematische Annalen(数学年鉴)》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群星灿烂,他们两人构成明亮的“双子星座”。经过几年的学习,两人先后出国。陈省身到汉堡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又去巴黎追随E·嘉当,读通常人难懂的“天书”,攀登几何学的高峰。华罗庚则由N·维纳介绍去了英国的剑桥,在哈代的指导下,走到了解析数论研究的世界前沿。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数学,两人都在拼命往前跑,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但是,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礼尚往来,终生不渝。1936年,华罗庚首次出国去剑桥,经西伯利亚铁路,由北京坐火车到柏林,陈省身自汉堡赶往会见,一起观看柏林奥运会。那届运动会,希特勒正在台上,法西斯气焰嚣张。但是,100米、200米赛跑的冠军都是美国的黑人运动员,这对鼓吹种族主义的希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第二年陈省身经过英国到法国时,也专门到剑桥看望华罗庚。仅此也就知道他们青年时代的友情了。

抗日战争开始,他们两人先后回到祖国,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困难的、但是学术上丰收的年代。开始时,陈省身和华罗庚、王信忠三人合住一房间,每人一床,一小书桌,一椅,一小书架,摆满一房间。1937年两人都被越级提升教授,时年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们意气风发,工作情绪饱满,成果累累。早晨醒来,大家开开玩笑,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人曾共事5年,一度共同居住在一个房间里,彼此开开玩笑,却在煤油灯下萌生出“整体微分几何”和“堆垒素数论”的重要工作。

1943年之后,陈省身到了美国普林斯顿从事整体微分几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罗庚在1940年代也有新的突破,完成堆垒素数论,开始了矩阵几何、自守函数的创新工作。1944年华罗庚收到了普林斯顿的邀请,同时向维纳写信表示要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正当此时,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和华罗庚是担任所长的人选。1946年,陈省身回国,华罗庚却准备到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姜立夫也要出国力荐陈省身,但陈省身力辞,只同意担任代理所长,等待姜立夫回国。

1949年元旦,陈省身再次访问美国的普林斯顿。半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数学系。1950年,华罗庚在伊利诺大学任教授,和芝加哥相近。陈省身回忆说,华罗庚曾到芝加哥大学讲“布饶尔 嘉当 华罗庚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

195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召开。这是中断14年以后举行的大会。陈省身应邀在大会做一小时报告。这样高的学术荣誉,奠定了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这年夏天,华罗庚决定返回北京,回国效力。去旧金山登轮时途经芝加哥,陈省身和华罗庚见面并握别。此后,这两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在太平洋两岸继续为中华民族争光。他们再次相见,是22年以后的事情了。

中美之间的长期分隔,给陈省身和华罗庚提供了全然不同的学术和生活环境。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几何学的一代大师,而华罗庚则在中国国内的数学界发挥着领导作用,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科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这里要叙述的是他们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的友谊。

1972年,陈省身回到阔别23年的北京。陈省身带来美国科学院的正式信件,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接见。会见时华罗庚正在外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得知陈省身回国的确切消息,奉命立即回到北京。华罗庚在东安市场的烤鸭店宴请陈省身,随后摄下了他们夫妇4人的珍贵照片。这似乎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两人的合影。这里还可以提到一件逸事。陈省身在访问期间偶患感冒,科学院陪同人员十分谨慎,便陪同陈省身到协和医院请一位医生诊治。那位医生拿起病历卡一看,对陈省身说“我认识你!”原来那位医生正是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西南联大时期,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时有来往,孩子们自然认识陈叔叔。天下还是很小的。

此后,陈省身差不多每两年回国一次。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内容是通俗报告“数学的内容和意义”,约有1000人听讲。报告会由华罗庚主持,演讲前两人互相致辞表示了彼此仰慕之意。

陈省身每次回国,常常到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里访问周培源、钱伟长等故旧,华罗庚家也是必到的。有时华罗庚不在,也看看华罗庚夫人吴筱元女士。

为了加强美国和中国的科学联系,遴选一位数学家作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很重要的。外籍院士需要院士们提名。Felix Browder是一位活跃人物(他的父亲Earl Browder(白劳德)是著名的美国共产党的领袖)。F. Browder20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长非线性泛函分析。1973年当选为院士。1953年访问芝加哥大学时和陈省身相识,以后一致保持着关系。这时,他和陈省身联合一些院士为华罗庚提名。提名时要写一份“学术介绍”。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谁来写?很自然由陈省身来完成最合适。在美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大概还会保留这份文件。结果,如大家所希望的,华罗庚顺利地当选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并于1984年到美国出席了院士会议。

19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陈省身和华罗庚不仅在国内时常见面,也有机会在美国相见。1980年,华罗庚应邀到美国作个人访问半年。到伯克利做报告时,华罗庚就在陈省身家里住了两夜。陈省身把整幢房子的底楼空出来,让华罗庚的随从人员使用。1983年,华罗庚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陈省身特地驱车400余公里,自己驾车从伯克利赶去看望。不料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1985年,华罗庚在东京遽然去世,享年75岁。这一年,陈省身担任南开数学所所长,正在天津。噩耗传来,陈省身不胜哀伤。他致电北京有关方面,希望前往吊唁。但是治丧的主持者表示不邀请北京以外的人士出席追悼会,陈省身只能表示遗憾。

2000年12月18日,陈省身在纪念华罗庚90周年诞辰的国际数学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题目是“我与华罗庚”。讲话中回忆了和华罗庚的交往,全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世纪名人,同行又同事。在漫长的岁月中,社会地位、学术评价、发展机会等等的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碰撞和冲突。如果彼此在某些环节处理稍有不慎,一个小小的摩擦,就会造成隔阂和争执,以至形成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状况。但是我们很幸运,这一切在陈省身和华罗庚之间都没有发生。

历史将会不断地证明:这是中国数学的幸运。

【来源】:摘自《陈省身传》第16章第一节,发表时作者略有改动。《陈省身传》,张奠宙、王善平著,南开大学出版社9月第1版

【作者】:张奠宙、王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