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就儿童读经问题与南怀瑾先生商榷

摘要:儿童读经运动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代“经典”,企望以此使儿童获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劳 永逸”之学问,这公然悖离了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是走历史的回头路。儿童读经运动是不可能扫陋习、除时弊、正世风、开新学的,更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全球 化之文化中国。南怀瑾先生对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对传统教育中记诵方法的推崇,对新旧教育的某些认识和评论,以及退回旧式教育的主张,都是值得商榷的。南 怀瑾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化尚未从根本上接纳近现代形态的儿童教育观念。

一、引言

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企望以中国古代经典“开启”儿童心灵,让他们在“润物细无声”中奠定“优美人格”的基础。据 说王财贵先生常有孤掌难鸣之感,这时一位长者登高一呼,将儿童“读经”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这位长者就是南怀瑾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南怀瑾 先生在全球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读经运动,并将这一运动称为“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南怀瑾先生主张以儿童读经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其“中国文化断层”的续接与 “重整”,应和与支持王财贵先生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我也不同意南怀瑾先生对新旧教育的某些认识和评论。我是反对儿童读经运动 的,我将自己相关的看法在这里发表,谨就教于南怀瑾先生和其他方家。

鉴于有的读者将南怀瑾先生其人其著有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所以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谈谈我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我注意到,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几乎 每家大书店都设有南怀瑾著作专柜,市场经济背景中的这种热卖现象,可以说充分反映出,南怀瑾先生拥有多么广大的读者。可以肯定地说,南怀瑾先生是大陆近年 来最流行、流行最持久、最富卖点、销售量最大的作者之一,他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在海内外有广泛之流布和影响。他被视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 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国学大师亦不出所料。

窃亦承认南怀瑾先生对宣传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尽力甚巨,不无贡献,然而他宣扬的东西往往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其影响有正有负。究其原因,在于南怀 瑾先生基本上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评价文化现状和宣传传统文化。这是文化合力中的保守力量,这股保守力量主张中国文化变革要不停地向后回首,甚至主张向 后转,这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相反对的。他的一些虔诚的读者并没有认识到其中负面的内容和影响,将其拜为“通天教主”。[1]有例为证。在一篇署名“冯 哲”的文章《走进南怀瑾》中,这位作者提到南怀瑾先生吸烟的习惯。这位作者写道:“‘吸烟有害健康’,这在香烟的包装上都是注明了的,像南先生这样的国 学、禅学大师又如何能与这毒物联系上呢,难怪当一个美国学生看到南先生点了一根香烟吸起来时,竟难过的哭起来。”“南先生吸烟是有故事的,想当年在四川峨 眉山闭关,习惯了清新的空气,无奈下山后顿感‘人’味颇重,实在受不了,便燃起香烟,把‘人’味赶走,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南先生的吸烟与众不同,倒更像 一种把玩,幽雅的很,空气中也没有讨厌的烟气。”[1]我以为这种说法已经到了值得公开讨论的地步。

吸烟有害健康,然而在这位作者看来,吸烟在别人那里是有害健康,但是在南怀瑾先生那里却别有深意。别人吞吐的是讨厌的烟气,而南怀瑾先生吞吐的烟 气已经变废为宝,变毒为养,那烟气已经是仙气了。吸烟有害健康,这是科学常识,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然而在这位作者看来,独独不适用于南怀瑾先生,显然, 他已经将南怀瑾先生从人间提拔到神界仙界了。不知南怀瑾先生读到这位作者对他的称颂后会作何感想。南怀瑾先生被他们看作了类似“大气功师”的神秘大师了, 不仅他的每个主张都正确,连同他吸烟这类习惯,也变得神圣起来,与凡人所具之陋习截然不同。一个人被看作神灵后,他的一切(包括缺点错误)都与神性联系在 一起了,正所谓“爱屋及乌”。这实际上也与许多“爱国者”将传统文化单纯看作一枝花的心理是一致的。儿童读经本来是“国糟国粕”、“乌烟瘴气”,像吸烟一 样是“有害健康”的,但是在有些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人那里,这“国糟国粕”已经是可以滋润中国文化的“金丹丸散”、祖传秘方,这“乌烟瘴气”已经是民 族传统中的氤氲仙气、勃勃生气了。意味深长的是,南怀瑾先生看待儿童读经的态度与他的崇拜者看待他吸烟的态度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二、关于“记诵”方法与“反刍”妙用:南怀瑾先生对近现代教育的挑战

南怀瑾先生指出,过去家塾教育的唯一方法便是“记诵”,“这种‘记诵’教育的方法,以现代教育眼光看来,完全是‘注入式’的死读死记的方法,毫无 启发才智的教育意义。甚之,是把人的头脑填成‘书呆子’式的笨办法。” [2](p.80)然而,记诵“在旧教育的理论上”“有一种‘反刍’的妙用”,“因为从童年脑力健全、思想纯洁时开始注入这些经书诗文,虽然当时理解力不 够,但一到了中年,从人生行为的日用上,和人事物理的经历体验上,便可发生如牛吃草的‘反刍’作用,重新细嚼,自然而然便有营养补益的用处了。”[2] (p.81)从南怀瑾先生在别处的大量评论来看,他是非常钟爱“记诵”方法与“反刍”妙用的。

这种传统的“记诵”与“反刍”其教育学的实质便是“教育预备说”,即儿童教育是单纯地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是为成年的生活做准备的。这种传统教 育思想不独中国存在,任何原始的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有意或无意中,都是这种教育预备说。不过这种学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发现儿童有他自己的不 同于成人的生活,没有发现儿童的这种不同于成人的生活有其重要的成长价值,更没有发现儿童的生活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所谓童心可鉴,等等),更毋庸谈尊重 那种表现童真童趣童心的儿童生活了。

“发现儿童”是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贡献。卢梭在《爱弥儿》中发现了儿童具有一种不同于成人的独特生活,这是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真正起源。(譬如杜威 便直言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卢梭。)“发现儿童”后,自然而然,教育家便认识到了过去的教育忽视了儿童的生活,甚至扼杀了儿童的生活,扼杀了儿童正当的本 能、兴趣和需要,继而便扼杀了儿童的生机。教育本来是促进儿童成长的,不过,忽视了儿童生活的教育无意中暗含了某种意义的扼杀,它扼杀了儿童的本能、兴趣 和需要,扼杀了儿童的活泼天性。所以教育家们开始反省旧式教育,意识到脱离儿童生活、违背儿童天然兴趣和本能需要的死记硬背等注入式教育的种种危害。然而 遗憾的是,南怀瑾先生依然对“注入式”的死读死记的传统方法情由独衷,视为珍宝。

南怀瑾先生显然不了解新教育的初衷与苦心,也不了解中国教育目前需要变革的不是恢复“记诵”方法,而恰恰相反,中国教育变革面对的巨大困难正是记诵的劣根性尚未拔除,例如应试教育便主要是依靠死记硬背来追求考试分数,这正是传统教育遗留的有待我们扫除的余孽。

三、关于“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南怀瑾先生的爱屋及乌及其评价中的双重标准

南怀瑾先生对待记诵似乎又很矛盾。他用《礼记》中“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的话来批评记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一用典不是用来批评传统教育中的 记诵方法,而是批评他之所谓“新”教育所使用的记诵方法。南怀瑾先生写道:“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拼命教儿童们背诵现行课本上的许多大可不必要的知识,来准 备月考和期考。因此弄得有心‘望子成龙的’的家庭,比较上进的子弟,‘三更灯火五更鸡’背书做功课,比起科举时代的考功名,背‘经’、‘书’,背了以后, 一辈子受用不尽而学无止境。” [2](pp.109-110)然而南怀瑾先生所批评的现行教育并不符合新教育的精神,这种所谓的“新”教育骨子里依然是旧教育的陈旧传统,――尽管教材 变了,但是换汤不换药,依然还是记诵这一旧式学习方法。

南怀瑾先生对现行教育弊病的揭露和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他批评的不是记诵方法本身,而是记诵的内容,所以他在批评现行教育的同时,将现行教 育的记诵内容与旧式教育的记诵内容进行比较,不是让人们警惕记诵之法的死而不僵,反而为旧式教育的记诵内容大唱颂歌;不是揭露现行教育(其实质依然是秉承 的旧教育的传统,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依然是旧式教育)正在作祟的记诵方法以使真正的新教育取而代之,而是走回头路,回到旧式教育;不仅为旧式教育大唱挽歌, 而且试图使表面上退出教育大舞台的旧式教育(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依然在民族文化的无意识中对现行教育垂帘听政)再度东山再起返回舞台的中心。

南怀瑾先生还说:“旧式考试考‘思想’,现在考试考‘记诵’。《礼记》有言:‘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可是现在能记诵而善于考试的学生,家庭与 学校,都认为是好学生。稍加活泼而稍富思想的,反而考得不好。” [2](p.124)在这里,南怀瑾先生为了讴歌旧式教育,已经歪曲了中国教育的史实。“旧式考试考‘思想’”吗?南怀瑾先生不会不知道科举考试完全以儒 家“经书”为考试准则,考生不仅要严格按照“八股”格式作文,而且这种作文完全要“代圣人立言”,不容许有任何违反“经书”的思考;这些考生不是自由思考 的,而是“代圣人”思考,其实质是完全抛却自我,完全变成“经书”的奴隶,――这就是“旧式考试考‘思想’”的实质。

南怀瑾先生怀念旧式教育中的“记诵”,认为它有反刍的妙用等等,这是爱屋及乌。然而在论及现行教育时,南怀瑾先生却又攻击其所秉承的旧式教育的 “记诵”方法。我并不反对对现行教育中所存在的死记硬背现象进行批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记诵方法,两种评价,两种待遇,南怀瑾先生在批评中使用了 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四、自言童年读经“有无比的烦躁”,晚年却又倡导读经:南怀瑾先生之己所不欲“硬”施于人

南怀瑾先生写道:“我们从小先要接受旧式教育的动机,那是传统历史文化上旧观念的习惯所驱使,同时也是受了旧观念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 意识所影响。”[2](p.119) “现在反省起来,说句老实话,我们当时的读书受教育,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是因袭三千年来的旧观念,不外乎由‘光耀门楣’、‘读书做官’的动机而来。当 然仍有少数杰出之士属于例外,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观念,也正如大家潜在意识的观念一样,是为了求学历,拿文凭,好找职业,好谋出路。只是时代不同,观念的 名称改变,实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在根本的心理意识上,完全相同。”[2](p.119)

南怀瑾先生很巧妙地将旧式教育与现在的教育作比,虽然对旧式教育有所反省,然而他在现行教育中也找到了旧式教育的缺陷,这就为其否定现行教育以回归旧式教育做好了铺路搭桥的工作。在下面这段话中,南怀瑾先生再次使用了这一说理方式:

“我们当时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是‘读古文,背经史,作文章,讲义理’,那是一贯的作业。那种‘摇头摆尾去心火’的读书姿态,以及朗朗上口的读 书声,也正如现在大家默默地看书,死死地记问题,牢牢地背公式一样,都有无比的烦躁,同时也有乐在其中的滋味。不过,以我个人的体验,那种方式的读书,乐 在其中的味道,却比现在念书的方式好多了。而且一劳永逸,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摇头 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只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要,并不太过外行,更不会有‘空白’之 感,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的父母师长,保守地硬性要我们如此读书。”[2](p.120)

在这段话中,南怀瑾先生一方面承认自己童年时读经书“有无比的烦躁”,另一方面又说“同时也有乐在其中的滋味”,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到 底是苦还是乐呢?苦乐参半?还是亦苦亦乐?“无比的烦躁”竟然与“乐”并存,这种滋味怎一个“怪”字了得!这种言说怎一个“怪”字了得!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上面这段引文中,南怀瑾先生已经毫不掩饰地为当年死记硬背经书的旧式教育――尤其是对施行旧式教育的成人――高唱颂歌了!南怀 瑾先生在此说到死记硬背的传统教育能够祛除“心火”(“摇头摆尾去心火”)。这“心火”是什么呢?不正是儿童的本能、儿童的需要、儿童的兴趣、儿童的活泼 天性、儿童的勃勃生机吗?在摇头摆尾的记诵中,儿童的生命活力就这样给枯燥的经书和读经的枯燥给扑灭了,于是童年阶段便不再好奇,不再探究,不再提问,循 规蹈矩,长出一个个“死样”(鲁迅语),长大成人后更是“死样”,死心塌地做奴才。“摇头摆尾去心火”,就是为了“消磨天下英雄气”,就是为了磨灭人的天 性,让人进入半死不活的残废状态。读经如同“缠足”弥“淫”一般,就是让天下人的头脑缠裹起来,变成奴隶的头脑,俯首贴耳,听从“圣贤”、“圣王”们的统 治,从此甘做顺民,不作它想,于是天下死气沉沉,于是天下便告太平。

鲁迅在1926年1月25日所作的《古书与白话》中开篇写道:在那些“保古家”看来,“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涵了!”所以南怀瑾先 生在“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一劳永逸”,“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 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只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①]在这里,南怀瑾先生可以说是生动地表现了“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 等基本的典籍”的无穷“魅力”。

如果一代一代都像南怀瑾先生那样“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靠一代代记诵 “经典”便可传承下去。然而,民族文化毕竟要发展的,她的发展靠什么呢?靠死记硬背经书吗?靠儿童时代死记硬背经典而后“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吗?靠 “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这种办法会使民族文化不断消陨其生命力,最终导致彻底枯竭。

能背诵几卷古书,就能够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就能“对国家社会有建树”,就能成为精神贵族。[2](pp.110)很显然,这几卷古书已被视 为参破日月星天地人、解尽宇宙人生万象、包藏不二法门的神典、天书,因而一旦熟记便可“一劳永逸”、“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受用无穷,――正所谓 “半部《论语》治天下”,修齐治平全靠它!正因为能背诵几卷古书,便可在讲堂之上“摇头摆尾”地诲人不倦,指点迷津。这种观念体现了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专断学风和传统儒学自我中心的霸气。在当今之中国,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大有人在。这种信念也是当今许多人推行或接受儿童读经运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儿童读经运动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代“经典”,试图培养“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劳永逸”的学问,这是不可能扫陋习、除时弊、正世风、开新学的,更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和全球化之文化中国。

南怀瑾先生在其著作《论语别裁》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 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 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7](p.4)可以看出,南怀瑾先生童年的时候是很讨厌读经的,从中读不出他自白的曾在死记硬 背经书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有趣”、“不亦乐乎”和“乐在其中”。

然而,南怀瑾先生却在《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对儿童读经颇有热情讴歌的意味。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有所论及,现在再提供一个例证。南怀瑾先生说,6 岁到9岁之间,要依次读《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课外读物“都需要 背诵熟练”。他这样评价这种教育:“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功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 [2](p.73) “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 读,不亦乐乎。”[2](p.74)他将一天到晚的这种背诵看作是“有趣”、“不亦乐乎”,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而且显然与其在《论语别裁》中所表现的对 读经的态度正相反对、自相矛盾,让我相信南怀瑾先生的哪种态度才是真诚的呢?

南怀瑾先生饱诵诗书,肯定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吾道一以贯之”。要求南怀瑾先生前后的思想“一以贯之”是有些过于严苛,因为个人的思想是允许变 化和发展的。然而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还是不应当违背的。既然南怀瑾先生童年的时候是厌恶读经的,为什么自己走出了童年,便号召今 后的儿童们走自己过去不愿走的痛楚的“多少也有点愤慨”的路呢!这也是我所困惑的。

其实,从前已经有人讽刺过南怀瑾先生所讴歌的这种‘朗诵’功夫。南怀瑾先生自己便介绍了一首描绘家塾儿童读书情景的打油诗,诗的作者没有留下姓 名。诗曰:“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鉴史略》)。 《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中庸》)。”[2](p.74)这种死记硬背、乌烟瘴气 的滑稽而可悲的场面,难道我们还要让新生一代再度上演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人现在依然喜欢“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的场景,美其名曰 “琅琅”读书声。

五、退回旧式教育:南怀瑾先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南怀瑾先生还批评“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批评现行教育丢弃了记诵四书五经的老方法。“现在为了面对当前时代的需要而传授知识和技 能,……距离中国文化的本位,就愈来愈远了。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宝库,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书籍里,……”[2](pp.108-109)南怀瑾先生的 这段话对于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简直就是一把钥匙。他在此公然指出:旧式教育关乎文化传承,从而赋予了旧式教育之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然而以 旧式教育传承的是文化优秀的传统还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呢?旧式教育的“师道尊严”、记诵方法和鱼龙混杂其中的四书五经这些教育内容,恰恰是需要人们检视和 清理的。不能说传统的就是优秀的,尽管同时也不能说传统的都是坏的。

近日读到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我很赞同。张岱年说:“我们常讲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何判断传统文化的优良成分和腐朽成 分,依我看来,优良传统占1/3,腐朽的东西占到2/3。因此,我们要分清多与少、大部分与小部分的关系。”[3](p.8)张岱年还说:“儒学作为一个 整体已经过时。”[4]南怀瑾先生若是看到张岱年先生的这些言论,不知要痛惜到何种程度!我以为,南怀瑾先生在谈论儿童教育时所欲弘扬的传统文化(“记 诵”方法、“反刍”妙用等等),主要是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占传统文化2/3的腐朽内容中的东西。

这里插上一句。在南怀瑾先生看来,记诵除具有反刍妙用外另有妙用,那就是:“有关人格养成的‘德育’,也便在这种‘记诵’之学的情形中潜移默化, 种下了牢不可拔的种子。”[2](p.80)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记诵了错误的内容,那么这种错误也会牢不可拔,例如“君则敬,臣则忠”这一套。单就这一方 面来说,南怀瑾先生主张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记诵就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那些经典中存在大量的封建糟粕,如所谓“王祥卧冰”、“割股疗亲”、“岳母刺字” 等等。

南怀瑾先生强调应当教儿童学习“有用的知识”, [2](p.109)这乍看似乎没错,其实这里面掩藏着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病。南怀瑾先生批评新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拼命教儿童们背诵现行课本上的许多 大可不必要的知识”,他认为小学教材中“小猫三只四只”、“猫儿叫,狗儿跳”、“开学了!开学了”、“老师早,老师好”等内容便是“大可不必要的知识”。 [2](p.107)而旧教育就不是这样,“当时为了考功名,背‘经’、‘书’,背了以后,一辈子受用不尽而学无止境。”“只要问一问,我们现代六七十岁 以上有所建树的老少年们,请他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哪一个的学问知识不是从这种旧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础。” [2](pp.109-110)不难看出,南怀瑾对于旧教育的内容是多么的留恋。南怀瑾先生的这一态度进一步体现了传统教育的顽强生命力。中国传统教育里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教给小孩子的东西都要有“教育性”,也就是说,都应当微言大义,有教训在里边。“向来中国教育……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 非含有意义不可”。[5](p.710)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是“文以载道”,重视的是“有用”的知识的传输。

针对中国的这种教育传统,一位英国汉学家大约在一百年前评论说:“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 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 [9] (p.83)让这位外国人费解的是,中国的“学者和圣人们”为什么让小孩子读那些远离了儿童生动生活的经书?为什么拒绝从“猫”“狗”等贴近儿童生活的内 容开始他们的学习呢?他这样评价中国旧式教育的课本:“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 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乏幽默又少机智,他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 [9] (p.83)这一评价其实也包含了困惑、讥讽和批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旧式教育的病灶,那就是这种教育脱离儿童生动的生活,因而便反过来压迫儿童。而这种 现象恰恰为南怀瑾先生自己童年的生活所佐证。

据南怀瑾先生回忆:“当时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曾经使他和伙伴们感到“无比的烦躁”。[2](p.120)然而遗憾的是,南怀瑾先生没有对这种 “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进行检视、反省,自己老来反而鼓吹这种旧教育。与传统的中国学者和圣人们一样,南怀瑾先生恰恰认为“猫”“狗”等内容是“大可不 必要的知识”,恰恰主张儿童们都应当像他童年时那样在“无比的烦躁”中享用“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在死记硬背里生吞活剥和逐渐反刍经书里“一生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一劳永逸”之“有用的知识”。

南怀瑾先生的观念与麦高温先生可谓泾渭分明。他们在教育观念上的尖锐冲突,实际上是传统教育观念与近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类似的冲突在一百年前便已凸显在中国的历史上。

20世纪初,西方的童话、寓言等读物被引入中国,再加上新文化运动中对儿童的发现,童话、神话、寓言、儿歌等文学读物来到了一些小孩子身边。许多 人认为,这些读物是“鸟言兽语”、“猫话狗话”,它们如此荒谬不经,毫无用处,一无是处,怎能跟传统教育中的圣贤列传和古代经典的微言大义相提并论呢!于 是有人提议予以取缔。而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中新人物便对这种怀旧论调展开了斗争。结果是新人物、新观念、新教育在斗争中占了上风。[6] (pp.142-153)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怀瑾先生又说出了20世纪初期那些反对新教育的人士说过的话,历史在进步中的曲折和在曲折中的进步在这 里得到了生动表现,教育变革之艰难在此亦可略见一斑。

既然南怀瑾先生强调儿童应当学习“有用的知识”,既然他认为现在的小学教材中有“许多大可不必要的知识”,既然他认为“我们现代六七十岁以上有所 建树的老少年们……哪一个的学问知识不是从这种旧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础”的,那么,南怀瑾先生倡导回到旧式教育、恢复记诵方法和读经内容也便顺理成章、不足 为怪了。

南怀瑾先生批评“现行课本上的许多大可不必要的知识”,他没有看到,新教育试图尊重儿童的兴趣、儿童的需要、儿童的生活,这本身便是进步。显然, 现行课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然而南怀瑾批评的不是这些缺点,他看到的是这些课本中无用的知识,这本身便暴露了南怀瑾先生对现代教育的旨趣大概是无知的。面 对小学课本,南怀瑾想到的是如何让这些小孩子们“承先启后”,如何畅游于“中国文化的宝库”,进而如何树立“中国文化的本位”。然而在我看来,畅游于“中 国文化的宝库”,进而如何树立“中国文化的本位”,即便是正确的,这也主要是成人们的事情,更何况这种树立“中国文化的本位”的主张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看来,中国亟待建设的是以人为本位的文化,与此相应,中国需要建设的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如果文化脱离天性,如果教育不以人为本位,不以儿童为本 位,不管它们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的文化,都是需要从根本上改造的。从人之初就被剥夺了天性,就被扼杀了生机,这些小孩子们还能成长为健全的人?还能成为 健壮的国民吗?中国人历代读经倒是中国本位的文化,然而读经的文化没有读出科学、民主、富强,反而读出一大帮“忠臣孝子”。在读经声中,中国历史在“想做 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语)中交替更迭。在中国文化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当今时代,又有人出来倡导儿童读经了,又有人出来倡导通 过读经而树立“中国文化的本位”了。然而,中国需要建设的是以人为本位的新文化,需要建设的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新教育,而不是回到旧文化和旧教育。只要是与 以人为本的观念相背离的,即便属于“中国文化的本位”,也因其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相背而理应抛弃。

让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们“畅游”于“古书”中,这倒是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是南怀瑾先生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本位”,但这是具有许多封建色彩的坏文 化坏传统,这部分坏文化还是不要为好罢。让儿童读经,是让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们“畅游”于“古书”中,还是让他们溺毙其中?好在除了南怀瑾先生以外,还有其 他的一些过来人可作见证,例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等都对所受旧式教育有过回忆和控诉。

另外,南怀瑾看到了新教育中儿童背书的一面。背书如果在现行的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那便需要调整,应当减少背书的任务。然而南怀瑾先生却由此想到 过去的对古书的“记诵”,从对目前小学生背诵内容的不满,到对往日记诵经书的美好回忆,并试图以此而取而代之,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显然,南怀瑾先生的心中有对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忧思,然而却没有对儿童生活的认识,没有对儿童的精神世界的体察。这也恰恰反映了南怀瑾先生确实可 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南怀瑾先生饱读诗书,而另一方面,南怀瑾先生的头脑中还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 文化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变革,对于中国教育的变革,能否多多考虑小孩子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立的生活,能否考虑让小孩子在教育过程中的喜怒哀乐,能否考虑让小 孩子们快乐地成长,这是亟需我们和南怀瑾先生一道注意的。

六、评南怀谨先生对待孔子的态度以及关于“学问”的言论

南怀谨先生对待孔子的态度也颇值得注意。他这样写道:“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 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②]“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 新,永远颠扑不破。”[③]“以《论语》全部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④]

这是我所不赞同的。我倒觉得王充《问孔》的态度更有道理,那就是《论语》中有不少破绽,也有糟粕。《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难道还能说“永远颠扑不破”吗?

《论语》具有的巨大价值,是因为它是历史文献、思想文献。说它有巨大的价值,不等于说它完全正确;说它完全正确(显然是不对的),它就会成为教 条,这本身便具有破坏价值。对待孔子也应当是这样的。将孔子看作一个思想家是对的,但将孔子说成是“圣人”,一句话顶一万句,而且句句颠扑不破,便是错误 的,有害的。朱熹所说“天不生孔尼,万古长如夜”,就将孔子比作红太阳,看作神灵、救世主了,这是错误的。不过这种对孔子的崇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 倒孔家店”的呼声中逐渐颓败了,然而类似的崇拜并未灭绝,新的偶像代替了孔子的地位,20世纪中国人将领袖说成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与“天不生孔尼,万 古长如夜”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运动我是有印象的。孔子被称为“孔老二”,这种称谓与孔子主张的“礼”是极为相悖的,为什 么?因为在乡间,称成年人的排行作为名子有戏谑和轻蔑的意味。我看到报纸上、听到广播里都在批孔,许多是谩骂。我还看过关于“子见南子”的连环画,是给小 孩子看的,实际上是说孔夫子是个大色狼。我现在还会唱当时的一首歌:“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里讲仁义,肚里藏诡计……”若孔子亡灵有知,不知孔子 该作何感想。不过,我觉得,孔子被沦为这样的境地,也是历史必然。正是孔子主张“正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发展出中国的“君道”的尊严。毛泽 东在“文革”中是中国人的君王,既然是君王,无论如何臣民们便应当听命于他,更何况他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呢!毛泽东号召批孔批儒,于是全国上下便批孔批 儒。这种现象也正是孔子与儒学“君君臣臣”的真精髓的大爆发。“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君王崇拜圣 王崇拜――分不开的。只可惜“文革”与孔子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孔子若也能“万岁”着活到今天的话,他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文革”中的遭 遇,他应该明白两千多年前他的话还是很有局限的,他应当修正错误。但我们不能苛责孔子,孔子若能“万岁”,这位被称为“圣之时者”的“圣人”肯定会与时俱 进的。面对那些把他每句话都当作金箴的人,他自己肯定会不屑一顾。据说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就曾对那些教条主义而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十分反感,为了与 这些人划清界限,以致于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愤之语。这对我们这个有着读经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尤其不可不对此深思和警惕。

下面再对南怀谨先生关于“学问”的言论作些评论。南怀谨先生写道:“必须承认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开启国民知识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确迥 非前代可比。但是知识并非就是‘学问’,人格养成和国家民族精神的裁接,并非有了知识就能成功的。尤其对于儿童教育来说,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现在所采 用的教育方法,为了配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大体上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国家民族‘承先启后’的百年大计。旧式的教育,虽然也没有明文确定是 为这一目的而教育,但几千年来的一贯精神,实在是与此目的相契合的。”[⑤] 南怀谨先生在此处认为“知识并非就是‘学问’”,这并没有错,然而死记硬背就是学问吗?什么是“学问”?死记硬背古书“经典”,即无“学”,也无“问”, 更算不上“学问”。

南怀谨先生还写道:“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 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的学府制度。……教育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 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⑥]我感到不解:既然承认“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那么为什么说“但是知 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难道“知识的普及”便真的会“使得一 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吗?难道“知识的普及”与“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是水火不容?按照这种说法推论,为了保留“学问的真正精神”,恐怕就不应让知识普 及,就不应当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问:谁来决定人群中的哪部分人享有知识?谁来决定人群中的哪部分人无权享有知识?还 有:“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义所在”又是什么?这是想向南怀谨先生请教的。我以为,我们不应当怀念那些逐渐远去的、 只有少数人所特有的接受教育拥有知识进行思考的封建特权。

七、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与中国儿童教育的改造

南怀瑾先生谈到当年家塾儿童读书的情况。他写道:“乡下的儿童,真正喜欢读书的并不多,这便是现代学教育的要研究孩子的‘性向’问题。”[8] (p.25)接着他说,小孩子最高兴的,也是最盼望的,便是放学回家。其实,只要是读经,何止是乡下的孩子不喜欢,城里的孩子同样是不会喜欢的。值得庆幸 的是,南怀瑾先生已经认识到“现代”还有“学教育的”这一行当,知道教育要建立在儿童研究的基础上。南怀瑾先生自言“生在这个古今新旧大转变的历史时代” [8](p.14),并承认家塾采用的是旧式教育,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在新时代,也就是在所谓“现代”,既然有了儿童教育学,为什么我们不去了解一下这 门学科呢?然而遗憾的是,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便可发现,南怀瑾先生并不理解、也不信任现代儿童教育学,他对新式教育的理念和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儿童读 经是与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相悖的,然而南怀瑾先生却依然怀念儿童读经、主张儿童读经。看来,“生在这个古今新旧大转变的历史时代”的南先生还是愿意留在那古 旧时代的。

“只要问一问,我们现代六、七十岁以上有所建树的老少年们,请他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哪一个的学问知识不是从这种旧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础。可是现在 我们花费了无价可比的下一代童年时代的时间和精力来背课本,弄得头脑呆板,眼睛近视,背熟了以后,除了应付一级一级的考试以外,便等于毫无用处……”“在 这个时代几十年来很多对国家社会有建树的人物,无论在党政、军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头地的,他的学识基础的深度,都是由于旧制小学和依照旧式读书的 教育成果。其实,这是我们这一代老少年们大家心照不宣的老实话……”[2](pp.109-110)这些话是南怀瑾先生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按照中国 教育的历史变革,南怀瑾先生这代人以及更为年长的人所受的教育大都是旧式的,而且无疑,当时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必然也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那些开始 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正在奋斗中,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南怀瑾先生所说的确实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老实话”。

在这里,南怀瑾先生批评了新式教育中学生背的内容没有古书有用。他的批评是为了让学生背有用的内容。我则认为,新式教育中所采用的死记硬背的方法 包括考试方法都是错误的。这也正是我所反对的。但是,南怀瑾先生认为只有恢复旧式教育的背诵方法和背诵的教材,便能扭转乾坤,大功告成。我对此是反对的。 南怀瑾先生走得是倒退的路。中国的儿童教育肯定不应当倒退,而是应当继续变革,要变得使南怀瑾先生看不到小学生一天到晚背课本。不能因为新教育目前不尽人 意便走回头路,回到旧式教育那是错误的。

国学大师对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竟是如此的陌生。所以,我在课堂上曾经指出,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实际上是普遍的无知状态,尽管周作人、鲁迅、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先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宣传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

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实际上是普遍的无知状态。我提出这种观点后也不禁反省,是不是自己走了极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 言”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竟然没有现代教育观念,王财贵先生没有现代教育观念,然而许多名家竟然支持他们儿童读经运动的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儿童 教育问题的研究员竟然听信“中国第一月嫂”刘洁的教育神话,甘愿付大量人民币购买她的教育“服务”。一位教育专家竟然听信江湖骗子的教育神话,也就无怪乎 普通群众会被江湖骗子用教育神话来套取他们口袋中的人民币了。这位教育专家体现了教育学术界的某些状况。如果教育专家没有建立近现代的儿童观和教育观,那 么他们的学术研究以及成果的宣传和转化,就可能与近现代的儿童观和教育观背道而驰。他们会“新瓶装旧酒”,在错误的立场上通过“科学研究”来制造错误观 念。中国儿童教育需要立场上的更新,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又会被一些专家视为“不科学”而倍受阻挠。其实文化立场层面的研究,本来就不能直接用自然科学性质 的实证方法来研究。而立场错了,基本观念错了,理论基础错了,再多的“科学”研究也不过是助纣为虐,只是为错误的教育观念打造一件件“科学”的不断翻新的 时装。

再到书店教育专柜看看所摆放的早期教育书籍在倡导家长们怎样培养神童,看看《如何让你的孩子打败美国人》这样的书籍焦急地等家长掏钱,看看美国教 育思想家《我们怎样思维》被公然篡改了题目而冠以《天才儿童的思维训练》。就连因教育智障儿童、贫困儿童(然后才是普通儿童)而开始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女教 育家蒙台梭利,反而被教育骗子宣传成培养天才儿童的大师……乌呼!尽管也有学者甚至普通家长已经具有正确的儿童观念,他们也在不断呐喊。然而在无知的海洋 里,他们只是汪洋中与风浪搏斗的孤单小船。……所以现在想来,我的话没有走极端,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实际上就是无知――对现代教育观念的无知――状态。

中国文化还没有在自己的深层结构中吸收近现代教育观念。20世纪初期,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等文中,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和传统教育对儿童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他是从文化批判而切入教育批判的。然而21世纪的中国迄今没有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容纳近现代教育 观念,原因何在?或许中国文化传统在深层结构上便与近现代教育观念有相互矛盾不可调和之处。这就从教育学的角度发现了中国文化传统需要进行深层改造的一个 理由。可以看出,教育批判无法脱离文化批判,教育改造无法脱离文化改造,在中国文化正在发生转型的这个大时代,更是如此。

让我们重温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过的话:“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 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些话不只是适用于父亲们,而且适用于母亲们,适用于所有教育者,适用于全体中国人。

中国教育变革应当在文化变革中有所作为。儿童教育应当“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如儿童读经运动等等),通过采择新文化而培养新人,而一批批新人的生 成和步入社会将会不断实现文化的翻新。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中国人可望在21世纪内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镜鉴的。

父母们,醒来!教育者,醒来!!中国人,醒来!!!

参考文献:

[1]冯哲.走近南怀瑾[N].中华读书报,2001-07-25.

[2]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张岱年.会通中西 综合创新[J].社会科学家,2000,(5).

[4]张岱年.建设新道德――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J].教育艺术,1996,(6).

[5]周作人.儿童的书[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刘晓东.解放儿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7]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8]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