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梅沙创新论坛系列访谈之二:任剑涛谈政治改革

受访嘉宾:任剑涛,知名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确认担任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分论坛的牵头人。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解放思想对于推动深水区改革十分重要

共识网:在目前形势下,召开大梅沙论坛并请您来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分论坛的牵头人,您很爽快的答应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任剑涛: 第一,我觉得大梅沙论坛有它自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究竟怎么办,成为一个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 也都强调,改革走到了深水区,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臂的决心。但是,走到深水区的改革会遭遇一些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壮士断臂,究竟如何断臂,在哪个位置断 臂,也需要研究。正在这个当口,共识网跟各方面联手,举办一个高层次的论坛,集聚国内的改革力量,深入会商,多方思考,理性筹划,推进中国改革向深水区进 一步拓展,从而摸索未来中国改革的新路子,这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中国的改革,一方面是走到了深水区,要壮士断臂,另一方面是前路不明,需要鼓舞信心。这个时候,究竟人们对改革还有多少认同感,还有多少想法, 还能不能够以解放思想来作为先导,开辟出一个改革的新局面,也需要有一个检阅的平台。让那些主张改革、推进改革,对改革有主动性、有热情、有理性的人士坐 在一起,鼓动改革的热情,重新兴起改革的氛围。论坛这个平台,对集聚改革的力量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三,对今天中国的改革来讲,怎样以理论为先导来启发实践,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以理论研究开拓实践思路,思维碰撞的方法,已变得非常重要。谁都 知道,改革的观念束缚二十多年,成为中国改革很难向深水区推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人人都意识到,再次解放思想,对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推进到新的阶段非常重 要。这次论坛,也可以看作是能不能解放思想、能不能推进改革的一次机会。

至于共识网和主办方邀请我来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分论坛,当然我很荣幸。一方面,邀请我主持这一分论坛,可能考虑到我是做政治学研究的,应该站在专业 立场上说话。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1978年我进入大学,一直到今天,我号称拥有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三重身份。对 我的专业和职业来讲,对我们受益于这个时代来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各位专家和论坛组织方一起,深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对整个改革的功能、作用、意义, 以及它对开辟改革的新状态有何价值和意义。所以,共识网邀请我,当然也是看重我了,我自己是欣然答应,不可推辞。

分利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空前困难

共识网: 总体来讲,目前大梅沙论坛邀请了各方的人士,官产学这三方都有一些代表。但是也如您所说,目前改革走到深水区,不少人对改革充满着困惑,特别是政治体制改 革。就我个人的观察,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官方的文件提到这一点,至少从官方讲话里都没有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任剑涛:对,各方都会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从中共十八大前的高频率词汇,变成一个低频率词汇。尤 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上有一个逆转,出现一个替代。所谓的逆转,就是筹划改革时,不再提由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深水区的进 一步改革。这一逆转出现以后,替代就相应出现了,即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替代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当然这样一个逆转和 替代,有两可的解读,有人认为是捂盖子:由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太艰难了,涉及到执政党本身的前途、命运以及在改革的处境问题,太艰难了,我们干脆把盖子给它盖起来,干脆不提,找一个低端的改革的替代品来替代。在这个替代品之下,大家依然可以热闹的议论改革,但是不触及到非常敏感的问题。

另一种解读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在表述上做一个优化,尽量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至于触碰极左、极右两个极端的主张,不去撕裂社会,让改革能够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所以我们只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然,很多评论者也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治理背后的基础结构要不要先优化?如果结构不优化,怎么可能有功能的优化呢?政治体制不优化,怎么可能有行政体制或治理体制的优化或现代化呢?

在我看来,这两种评价都各有根据,需要观察,需要分析。我自己也要审慎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可能对于主政者来讲,之所以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难以推 进,主要是二十五年左右形成的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利益集团,不仅使胡、温在任时期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改革阻力,其实也对习总书记力图推进的改革造成了很大 阻力。从目前形势来看,习总书记已经是非常强势的总书记了,但是他也严厉批评利益集团。这足以证明利益集团阻扰改革的能量之大。

分利集团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阻碍,在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上的分析已经是非常深入的了。奥尔森在研究现代国家兴衰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分利集 团,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阻碍。在中国,近二十五年左右的分利过程,确实使得利益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 不是就因此不推进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个奠基性的工程。所以,任何讨论改革的 人,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我想,这也许是论坛组织方之所以慧心一片,专门设政治体制改革 分论坛的缘由。主办方的意图,自然是希望人们对改革大局有一个理性认识。

如何集聚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避免左右两个极端,凝聚中左中右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改革共识,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目标,避免走向政治体制的 自我欣赏、甚至孤芳自赏,以至于重新走上封闭,对目前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这个现实任务完不成,大家掩耳盗铃的去谋取所谓深水区改革 的成就,那可以说是完全不得其法。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需要人们重聚起来、深入讨论。讨论政治,当然有一定风险:有人会指责,你们讨论政治体 制改革,是不是跟中央重视治理问题的大政方针相左?是不是忽略讨论中国治理的具体问题,而有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狂热?是不是回避解决现实问题而着意在制度 上拼命纠缠?我想,这些疑虑,可以通过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商讨,一一加以化解。因为,只要愿意重聚在改革的旗帜下,在中国就是与人为善的,就是值得 理性期待的。多年前,已经有人严肃的指出,改革终结、革命当立。一切不愿意谈论革命的人,就是对现实抱有强烈期待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各方应当积极接纳并予 以支持的政治态度。而极左、极右对革命的呼唤,尤其是极左对革命呼唤,可能对整个政治体制具有颠覆作用。事实上,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申论中,无论在执政者还 是普通公众当中,一些人对革命的狂风暴雨还抱有某种偏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切极左的偏好对当前中国社会具有的极端危险性。因此,集聚理性的力量,讨论政 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改革的总体结构和状态,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政治体制改革对“官产学”人士事关重大

共识网: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要集聚一批理性的改革的力量,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分论坛的具体的牵头人,从我们商讨的议题和我们邀请的人选上来讲,是怎样体现您刚才所说的“集聚一批具有理性力量改革的人士”的?

任剑涛:讨 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的极端敏感性,以及所有的发言有可能导致的左右多方的误解性认读,因此我们这个论坛经过多方会商,邀请的人选,必须要多元的,有可 能是左的、有可能是右的,有可能是新权威主义、有可能是民族主义,有可能是对现实抱有极大的好感以至于不愿坚忍前行的、也有可能是认定现实已经取得巨大的 成就但同时认为往前迈进还显得更为重要的人士……各种主张的人,论坛都应该容纳进来。正是由这些多种主张的人,才足以达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与此同 时,受邀者的职业分布也需要重视,不同职业的人士,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参加论坛的人士,官、产、学领域都有,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的工 作、发展、未来,都有重要影响。对官,自不用说了,处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他们如何作为,政治体制对之的影响,毋庸多言。而政治体制状况,对中国反对庸 官、反对贪腐,官员升降任免,都有非常现实的影响。

工商业人士一般会认为,商与政是两回事。像柳传志那样明确认定,在商言商,拒绝在商言政。实际上,对现代工商业来讲,马克思当年的研究,就已经明确指 出,现代经济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谋利性活动,因此经济与政治是绝对隔离的。现代工商业是一个政治、经济紧密互动的活动领域。因此,对现代工商业而言,产权如 何安排,国家是否具有公正制度,经济是不是法治形态,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综合发展,对各个产业领域的从业者来讲,影响都非常重大。其实,在中国 工商业强势人物用脚投票的当下,也就是在福布斯宣称的中国富翁60%已经移民和准备移民的情况下,就已经充分显示出,政治生活对经济领域的活动造成了多么 巨大的影响。在商言商,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政治逃避或政治托辞,工商业者不可能完全回避政治问题。

对学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长期是政治化学术。处在这种情景中,那些一心埋头学问的人,心中所想,是怎样远离政治生活,还一片学术的净 土,让其自由的从事学术研究。这对于有学术偏好的人来说,是一个梦想。但对有思想偏好的人来讲,他们能不能自由的思想、适中的表达,既维护言论自由的宪法 权利,又能够从容的用现代语言表达自己的主张,很显然是一个与国家政治状况紧密联系的问题。不过,总的说来,学术界不可能远离政治。你不谈政治,政治就纠 缠你。因此,一个清明的政治局面,是符合学术界的期望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分论坛邀请官产学各方人士参与,是一个适宜的举措。

在具体人选的选拔上,由于论坛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时空条件下的产物,组织者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到,就算是请到了方方面面的人,也不可能充分展 开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和意见。因此,只能努力做到在有限时间内,有参与的相关认知尽量展开思想碰撞。基本上,在官方面,参与政治体制改革论坛的,有前 部级领导;在产业方面,有各方关注产业发展的人士,也有有关部门、企业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士;在学方面,有从中央党校到各个高校的重量级学者。大家坐在一 起,基本上都是相互了解的,对话能够相对深入。有这些对改革开放怀抱极大热情的官、产、学人士,相信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分论坛的思想碰撞中,激发出有利于 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火花。

“三个替代”不利于理性探讨政治体制改革

共识网:再就是,目前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不单官方提得少了,民间好像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视的话题来讨论,好像大家就觉得就这样吧,不谈政治体制改革也无所谓,对此您怎么看?

任剑涛:这当然应该说是一个改革危机的表现。改革的危机处境,已经不是今天才开始谈论的话题。但是,今天的改革的危机,对中国的改革尤其紧迫。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最近三两年期间出现的“三个替代”,不利于人们去理性的探讨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随着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复兴,导致人们以文明问题替代政治问题。大 家都津津乐道中国的文明处境、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辉煌、文明曾经对西方所处的优先地位。因此,中国今天的任务,就是复兴中华文明。需要指出,文明复兴,不 等于文化复兴;文明复兴,不等于遗漏掉政治文明的、局部文明的复兴。现代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对中国来说,建成现代政治文明,还有相当的距离。 假如我们把政治问题无限放大成一般文明问题,只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来谈论政治问题,那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就永远也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拒斥用 文明问题掩盖政治问题。

第二,用治理问题来替代政治问题。需 要指出,治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次级的问题,何谓次级的问题呢?就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已经解决的情况下,统治不再成为难题,成为人民同意的统 治,这个时候,人民就有热情跟官方、跟社会其他人士积极互动,展开国家的治理过程。治理的核心,强调国家权力是划桨而不是掌舵;统治的核心理念,恰恰是掌 舵而从不划桨。大家齐心协力,促使国家这艘航船,在大家拼命的划桨中,健康的向前行进。可见,不是国家基本制度为治理奠基,治理根本浮不上台面;不是治理 的善治状态,一个国家的统治便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危机。治理问题不应该取代政治问题。相反,治理问题是个台阶,让人们更好的去看它背后、它之上、它内在所包 含的政治问题。因此,用治理问题来取代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取向。中共十八届三中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当然值得大谈特谈。 不过需要注意,这个改革目标,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并不是中国改革的长期目标。不要用阶段性目标掩盖了长期目 标。这不符合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目标要求。

第三个替代,就是用社会问题替代政治问题。 自80年代后期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问题一直处于一个几何级数的累积状态。近年采取的高压维稳政策,使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日渐增长,几乎已经达到一个沸 点。在社情民意比较沸腾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关心个别人士或少数团体对社会的暴力反抗,也更容易关注群体暴力维权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样就遮蔽了人们关 注政治体制改革的视野。但问题在于,社会问题是不是可以完全掩盖政治问题,这点是必须要澄清的。社会问题,确确实实在社会层面上比较突出,涉及到诸如权钱 交易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阶层对垒的问题、或者阶层分裂的问题。很多人把阶层解读为“阶级”,我认为,“阶级”这个概念过于强势,但是阶层之间的分裂 和互不理解、相互对峙,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但是它没有达到普遍的阶级斗争的状况。

社会领域的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解决之道,究竟是存在于社会领域里、还是存在于政治领域里?在我看来,存在于政治领域里。社会领域的问题当然非常严重, 但权钱勾结、阶层对立、分配不公,最后的导因,都与国家制度的作用状态相关。国家权力的蛮横作用,不愿意细致、深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去解决问题,而用 一套非常粗糙的、自以为有效的大举动去处置问题,结果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说到底,政治体制的问题与社会领域的问题紧密相连,政治体制问题是社会问题 的深层次导因。因此,必须杜绝以社会问题代替政治问题。

由于最近几年这三重替代造成了普遍的误会,以为政治问题已经不其成为重要问题,或者一谈政治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都倾向于一揽子解决,都要去思 考执政党的前途命运,都要去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结果,这些危言耸听,完全遮蔽了人们理性审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光。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三重替代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所有的危言耸听,都是对公众的无知恐吓。在 这个意义上,理性地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必须杜绝对公众的恐吓,也就是杜绝动辄以这样危险、那样颠覆、这样灾难、那样无可挽救来恐吓大家。实际上,这 就难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因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规范权力。掩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等于放纵了权力,也相应放纵了想颠覆权力的人, 结果不难设想,国家这艘船最后可能面临倾覆的危险。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必须迎难而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政 治体制改革的理念上,一定要回答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要过的是一条什么河?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为先导,现代的民主法治、依宪执政,是不是 我们要过的河?如果我们吼了三十五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连河是条什么河,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改革岂不丧失了基本目标?此外,像孙立平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处于一种大家只摸石头不过河的尴尬状态,改革就只能处在一种河边、河滩摸石头的窘境中,过河便成为一种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幻象中。所以,在这一点上,政治体制改革绝对具有不可替代的话题性和问题性。

以意识形态判断的基本要领来衡量中国改革是不得当

共识网: 您刚才提到,现在不少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把相应议题意识形态化。我们官方的表述也有“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样的说法,我们发现, 这个话题越是深入讨论,到最后,到底哪些东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反倒变得越模糊。我们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参考标准?也就是说,到底 要改成什么样,哪些是我们想要改的东西,哪些又不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在那儿?

 任剑涛:对 中国的改革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反讽的现象,就是谈论得越多,推进得越少。尤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讲,从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讲话以来,差不多过去了三十五年时间。这期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已经非常精深、非常系统、非常完备了。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性研究,在80 年代初就有尝试,到了后来得到大力推进。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推出国务院五个部委党组重大改革的大手笔,处理今天人们提都不敢提的国务院部委的党组存 废问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特定的执政党,但党所领导的行政部门,重叠地设置了党的组织,党政领导之间的磨合成为一个自造的体制问题。但80年代后期发 生了悲剧性事件,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变成了话题而不成其为改革问题。话题,只存在在书斋里,出现在论坛上,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谈论;问题,则需要人们努力加 以解决。当问题变成了话题,它就变成了大家口头上的功夫,口头上的功夫一定会出现对峙性争执,意识形态化便无法避免。

意识形态的两个最大特点是,第一,承诺一揽子解决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第二,秉持一种完美主义的立场。意识形态之争,争的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能够一揽子完 美地解决问题呢,还是我的意识形态能够一揽子完美地解决问题?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变成话题之后,意识形态的巨大张力就会浮现出来。这个时候,意识形态 的张力就会吞噬我们面对问题的能力,人们不再就单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展开思考,而是寻求一揽子、完美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思路的对峙性 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人们一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将问题转换为究竟是维护党的领导还是颠覆党的领导。这一话题的政治危险性不言而喻。

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话题的区隔愈来愈明显,涉及话题的设限越多,话题的话题性反而减少,最后话题变得越来越干瘪,人们变得对之无话可说了。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严重误导。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性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对中国今天来说,产权的问题, 强势的朱镕基总理都没办法解决,后来人们干脆根本就不提这个问题了;姓社姓资、姓私姓公的问题,人们碰都不敢碰了,这些话题被隔绝在一个政治真空中。但是 不是说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呢?只要看看那么多千万富翁要移民和已经移民,就知道产权问题远未解决;只要看那么多的贪官前赴后继,就知道产权-激励问题远未解 决。在模糊和朦胧的公有制下,官员们因为产权不明晰而产生困惑,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因此,权力的变现就成为工作期待,否则 就没有工作的动力,畸形的激励机制就此建立起来。同样,其他所有领域的工作人员都会遭遇一个工作激励问题,各个领域工作人员的工作伦理、工作取向、是否追 求卓越,都受产权问题的影响。但为什么产权问题现在我们提都不敢提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意识形态化,把区隔起来了。

最近二十几年,我们的意识形态热情逐渐高涨。我们今天要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降低意识形态的温度,让人们的意识形态高烧能够退下去。无论是极右的意识形态、还是极左的意识形态,以一套意识形态判断的基本要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都是不得当的。

“特色”不能掩盖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和要领

任剑涛:就 现代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需要兼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西方特色,抑或是现代特色、传统特 色,我们给特色进行多少细分,都不能改变现代政治体制的一些基本轮廓和基本要领。这些基本要领,我们不要去穷究它的历史来源,那会陷于要西方还是要东方, 认传统还是认现代的对峙性思维陷阱。把这样的对峙性思维放到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天平上,人们就会陷入要马列主义还是要自由主义的对垒。这样一下子就堕入 意识形态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对立的政治思维,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观念导因。

对现代政治体制来说,人们不可能以万丈热情谈论一揽子地规范现代政治体制。现代政治体制需要在改革中合理并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零星的 逼近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毫无疑问地是有中国特色的。但除开中国的国家特色以外,其基本的现代轮廓是确定的,它的几个基本特征早就呈现在人们面 前:第一,现代政治体制必须解决“权力属于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解决,就是因为,无论一个人倾向与西方还是东方,认同传统还是现代,主张马列还 是其他,只要涉及政治体制问题,都无法回避“权力属于谁”的提问。不回答权力属于谁的问题,政治体制根本就无从设计。谁掌权的问题就更是无从解决。权力的 有效运行,也就完全溢出人们的视野。这与所有制、与意识形态,没有太大关系,是一切政体都必须回答的提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如何行使权力呢?自然是民主地行使权力。但正如习总书记所讲,“民主不 是摆设,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民主用来解决什么问题?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如何真正变成人民手中的民主权力。你让人民如何行使权力呢?一个最简单的认 证就是,全国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日常立法权力的机构,代表的来源有多少人民性?众所周知,全国人大的党政官员占代表最大比例。加之人大的运行是一种议行 合一机制,自己定规矩,自己执行规矩,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合适吗?在这个意义上,习总书记在庆祝人大制度建立六十周年讲话的时候,所特别强调的人大 需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其改革的宗旨,就是要落实权力从“民意”上归属于人民到“实际”上归属于人民。

第二,解决了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权公职人员行使国家权力,那么党政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就是我们的党政官员,怎么行使权力就变成了关键的问题。 古代社会,无论东、西,基本上都是高度集权。订立规矩,行使规矩,判断规矩行使的状态,都归属于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一切国家权力可能归属于一个人、或一 个集团。这种权力归属条件下行使权力的方法,显然是不会太合理的。原因在于,在权力没有分割制衡的情况下,其很容易自大。权力的自大,其危险远远超过权力 的自肥。由于普通居民发财的渴望太强了,所以对权力的自肥更为愤慨。但权力为何能够自肥呢?那是因为权力的自大。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掌控一个独大 的权力,凭什么跟其他人或组织分享权力?而权力带来的利益,就更不会跟人分享了。这就权力腐败最重要的导因。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要对权力加以分割制衡。中国明确反对三权分立,那么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可不可以坐实呢?或者采取两权分立可不可以呢?譬如,党是 要控制司法的,但是在非政治性司法里,司法可不可以相对独立呢?这个相对独立,我们姑且不把它算作独立的权力,而只算作独立运行的权力行不行呢?从权力分 离制衡的机制上讲,立法和行政要不要分离?是不是一定要坚持议行合一的体制,这都是中国可以探讨的独特问题。人们完全可以说权力分离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 分离不利于国家权力的高度整合,权力分离不利于国家权力与社会的有效互动,这类主张,哪怕是极左的主张,都有它的客观依据。但是,要不要解决纠缠在一起的 权力造成的低绩效、高腐败等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以权力的自大来庇护权力的自肥,就是以不加限制的权力来为腐败辩护,而且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辩护。这 是一些左派、尤其是极左派朋友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三,对现代政治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呢?应该是人民享有国家主权,以权力委托的方式,让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其从业人员去行 使这种权力。这样的划分,并不是一种区隔政府与人民的做法。我们不能说划分权力与权利,就是挑动社会跟政府对立、人民跟党对立,促使他们之间的利益不一 致,这样的体制安排完全是西方的一套,而高度混一的权力似乎才是中国特色。这就把党权、国权、政权与法权混为一谈,完全无法建构起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制并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种的主张,降低了执政党的政治智商。

其实,中国的执政党是非常明智的,是承诺了公私两个不同领域的运行逻辑的:人民有其私人生活的领域,在其生命、财产、自由权利方面,国家力求保持一种 尊重的态度。这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生活得“安心、舒心、放心”。换言之,中国必须鲜明的突出一个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要克制住中国古典传统里 “窥私癖”这样一种狂热的冲动。要严格的区分个人的公共主张和他的隐私生活,认定这是两重世界。这不是说我们自觉地分裂人格,而是说在个人的隐私生活天 地,我的私隐不让你窥视,他人、社会和国家都不应该以暴露我的隐私并视为“嘉年华”。简单讲,所谓私人领域,就是以家庭和家庭氛围为主的领域;公共领域, 就是关系到你、我、他共同事务的领域。一个人,可能在私人领域里违背公共道德甚至违法,但只要不犯罪,国家都必须保持一种克制的态度,尽量不去武断地干预 私人生活。一个国家,能不能有效克制窥私癖,是能不能保证公共权力公共运作的最重要前提。

面对公权,我们的私隐生活,是不是就应该拒斥人们去面对公权,就应该将之彻底私密化了呢?换言之,一个人是不是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关心其个人私利 的满足就行了。对于公权,完全采取一种放纵的态度,公权想干吗就干吗,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呢?当然不是。对任意一个公民来讲,私人生活、私人领域的成立, 意味着他只是在生命、财产、自由等有限权利领域中捍卫自己手中保留的那份契约权力。相对于一个私权领域来讲,对公共领域,他干预的热情不应该是更低而是更 高。因为,一个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渡给公职人员去行使,他行使得怎么样,我能不关心吗?人们的公共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就会明确意识到捍卫私权与规范公 权的同等重要性。就此而言,中国人就不会老是有一种“搭便车”的心理,总是想指使别人出去干预公共事务,人家给自己出头,枪打出头鸟,出头鸟一旦遭殃,大 家还反过来指责你活该。这种搭便车的心理,造成了大众对公共问题的普遍冷漠。在现代政治里,特别强调政治生活中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沉默的大多 数”之存在,是政治参与之癌。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对政治生活来说,从来就是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只有那些行使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且有表达能力、参与能 力、组织能力的人,他们代表社会公共力量,向公共权力表达自己的公共意志、人民主权。“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命题,假设了一个人人都参与政治的前提,似乎每 一个公民都高亢得像文革时期的群众那样,变成一个不可遏制的政治狂,才是一种正常的参与状态,才避免了所谓政治冷漠。这是必须要矫正的看法。

公私生活,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性。“私”的时候,我愿意躲进我的私人天地里,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的生活非常放松。当我们干预公共生活的时候,可以根 据公平、正义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推动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追求公平正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人人崇尚法律,诉诸法治手段解决 问题。其实,这就是要塑造一个公私生活的平衡状态。如果公私领域有一个健康互动,权力就不至于滥用。权力一滥用,就有千万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如此,就能 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纪委书记所强调的,掌握公权的人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即是说,公职人员不再寻求以手中的公权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于私人 生活来说,由于芸芸众生不是上帝,他们总会有自己恶劣的情欲和权势欲,但正所谓 “一切恶劣的情欲和权势欲,恰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国家权力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强行拔高公众境界,将他们从安居乐业的私人生活领域驱赶到阳光 普照的公共领域。一个社会,如果用公权的道德高度去干预和遏制公民的私欲权,这个社会是极不正常的。

围绕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在寻求现代政治发展时,一定是各有国家特色的。但现代国家的基本轮廓,即所谓政治体制应该是怎么样的,则有一个大 致相同的轮廓。在这个大致相同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有什么具体的观念,制度怎么样去建构,举措怎么样去采取,举措之间如何去推进,那就是国家特色及其渐进发 展的具体问题了。

孤芳自赏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

共识网: 由于这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多国人产生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他们会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很好了,这种声音不单单出现在执政者那儿,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 点。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我们出现了诸如腐败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在我们现在的体制范围内都能解决,小修小补就可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任剑涛:小满即止,这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一个最大的、文化基因上的缺陷。衡诸历史与现实,国人有一个小小的满足,大都止步不前,而且孤芳自赏。这样的心态,可以说属于井底之蛙的心态,完全显现不出一个追求卓越的民族雄心和国家雄心。

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占到世界1/6的人口,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也有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跃进,当然足以让人兴奋,让人狂喜,甚至让 人狂躁而不知所谓。但对一个清醒的民族和理性的国家来讲,作为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和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你不能采取一个向下类比的取向,你要有向上攀 登的勇气。否则,这个民族何以证明其历史悠久且文化辉煌呢?何以证明三十年有着伟大的跃迁而不是偶尔的碰巧呢?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智慧有一个说法叫“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发展,如果止步不前,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崛起,确立也有历史机 运的因素。但在历史机运之外,执政党的领导与国人坚忍不拔的努力,才是中国人把握机运,促使国家迅速崛起的真正动力。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 年代、80年代初,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狠斗了将近半个世纪,难分高下,因而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期的缓和过程。 恰当此时,我们中国适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愿意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修好,愿意放弃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贫困社会主义的毛氏遗产。所以, 我们营造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内外有利的环境。邓小平等领导人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三十五年间促使中国的GDP跃升为世界 第二。到今年,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令世界称羡的发展成就。

但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成就足不足够呢?我们必须狠心一问,才能够透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假如我们很肤浅的认为,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夸 耀于世,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民族的理性精神不足,自我反省能力太低,国家发展的立意不高,所以才对一个单一指标呈现的国家实力,如此满 足,止步不前。

 如果稍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类使命有所领悟,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雄心有所表达,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状态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我们就应该继续努力,顽强上进,真正促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对人类有所贡献。需 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虽然我们的GDP世界已经是第二,以购买力计算甚至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排位在世界一百位左右,就此而 言,我们还是一个较为贫困的民族。而且,在财富的分配上,中国面临两极写照的尴尬,一极写照是国富民穷,国家所占的改革开放的好处过多,民众的分享好处过 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国家在GDP总量里所占据的分配比例,已经明显超过了文革时期。这个数据,一般公众不太了解,也是一般夸夸其谈中国改革成就的肤浅 者不愿意正视的,但这正是国家发展不充分的显著体现。另一极写照,是贫富的严重分化。体现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承认是0.47,民间说已经达到了 0.63。无论是0.47还是0.63,都是在危险和极端危险之间徘徊。这证明,在经济领域里,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从创造财富到分配财富,还非常之多、非 常严峻。

放眼经济领域,生产成本高企而绩效低下,环境破坏而所获有限,这些问题怎么来的呢?其实这就是跟我们经济领域相关的行政领域的问题所导致的。政府独 大,政府控制社会,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政府可以无所不为。从江泽民总书记到胡锦涛总书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再到李 克强总理,三任总书记和三任总理,都力图在任期内解决大政府的问题,但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足以规范政府作为的法规,需要花大力气在有望实施:大宪法的严格 执行,构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小宪法《预算法》的修改与执行,还需要坚韧的努力才能付诸有效实施。国人所谓规划是“纸上画画,墙上挂 挂”的依法治国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观。

在边际关系受限的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的有限权力如何实施?也是一大问题。一方面,政府权力要不要去限制呢?要不要做小政府呢?是个大问题。中 国现有七百多万公务员,加上雇佣的准公务员共计九百来万人,另外有四千几百万事业单位的人员,也是吃财政饭的。总的来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接近甚至超过五 千万,一些左派朋友或者夸夸其谈者还在说,中国的公务员人数不算多,应该仿造美国那样的公务员比例,提高人口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公务员问题岂是一个人 口比的问题。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转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权力有没有受到限制的问题。政府随意支配公共财政,加上公职人员的普遍贪污,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 庞大的权力体系!一个不可控制的国家权力,需不需要以依法治国的方式去加以解决?答案是肯定的。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分享了基本保证全民族生存的物质财富的情况下,如何去进一步解决人的发展权问题,已经凸显地摆在国人的面前。中 国必须超越早期人权报告所说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阶段。中国必须进入一个现代人权的发展阶段。现代人权强调的是发展权。发展权就是向社会领域里延伸的人的尊 严、人的能力的权力形态。公民要参与、要行使权力。不能说权力当然属于国家,公民只是权力作用的对象。人民作为国家的主权者,他既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分享 权力。但是,在中国分享权力,不仅社会领域里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使在党内,分享权力的契机也不公平。这正是中共几届总书记大力提倡党内民主最重要的原 因。要免除一个分享权力的幕布机制,让分享权力能够透光、全面公开,既让当政者知道自己何以被选拔出来,也让没当政者知道自己何以失落,权力的依法运作才 有可能,才能有效杜绝腐败。

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孤芳自赏?现在一批让我们孤芳自赏的人,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本来,我们这个民族长时期受到皇权专制的统治。六 十五年前,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从此要自己行使权力。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读书的习惯都受到限制,按 照日本著名的比较管理学专家大前研一的读书指数说法,全国居民年均读书不足一本的中国,还是个低智商社会。我们必须开放国家的前途讨论,放开权力分享和个 人发展的广阔空间,释放民族的智力,提升民族的心智,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动心忍性,认真面对,理性思考,求得解决。 而孤芳自赏,是极端有害的,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来源:创新发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