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虚无:来自乌托邦的声音/郁旭映

今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既属意料之中,又属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她的作品已在欧洲和美国获得多项图书奖,自二○一三年起就已是位列前三的诺贝尔奖热门人选。意料之外是以非虚构性的纪实作品获奖,在诺贝尔奖史上非常少见。尽管半个世纪前有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二次大战回忆录》。但相比之下,阿列克谢耶维奇仍是异数。因为前者仍力图呈现歷史全貌,并给出自己的阐释,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则全部由声音和命运的碎片构成,零散的、片段的、情绪化的,没有人物设定、没有完整故事,也可能没有逻辑和结构。从这一点看,她的作品非常“不文学”。然而,听过那些声音,我们便会认可她所说:“艺术已经无法理解关于人的很多事情”,让千百种声音自己说话,相互支持,相互抵销或许是对于那些苦难,那些情感最合适的呈现。

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四八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九七二年在明斯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记者生涯。一九七六年,她从阿达莫维奇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写作《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获得启发,开始採用“文献纪录”,或者“口述史”这一风格。出现于二战后的口述史曾被不断质疑其客观性。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史学家就认为口述史的特点是“意象世界、选择性的记忆、后期的层层覆盖和完全的主观性”,因此只会将我们引向“神话”而非“歷史”。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献文学”恰恰回答了这一质疑。她曾说:“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令我?迷,念念不忘的恰恰是这些情感的演变过程,以及从人们在谈论这些情感中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她的作品证明了:所谓“不客观”并非弱点或者问题,而恰是一种力量。

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好按时间顺序,不仅在于她的作品几乎是苏联的编年史,更在于它们呈现了出一条清晰的“走向虚无”的轨迹。一九八三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乌托邦之声”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首次使用文献方式写作。该书由数百名参与二战苏联卫国战争的女性回忆构成。尽管曾有八十万女性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六十七万名女性参加了敌站区游击队,战后几十年没有一部战争文学主角是她们,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採访过程中,不断被问到:“怎么,我们的男兵不够,为什么您总是向女性提问题?”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发掘被忽视的女性声音并不意在强调女性对战争的贡献,而正好相反。她认为:战争的本质是男性的,而女性是生活的施予者和捍卫者。从母亲、姐妹、妻子到杀人时毫无罪孽感甚至于有?復仇快感的女兵再到战后无止尽的恐惧和噩梦,用战争中女人的声音道出战争“非女性”—更确切地说,“非人”特徵,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苏联一直引以为豪的战争文学的抗议。那些文学一直试图证明:“人在前线变得比自己更高大,更能调动自己身上的潜在能量。”她认为它们对扭曲苏联人的心灵负有极大责任。

但是,保卫战所谓的“正义性”让连这部作品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上壮丽的理想主义痕迹。于是,当它被解禁后,即刻得到了官方荣誉,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是苏联优秀的战争文学的一部分。

直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到第三部关于战争的作品《锌皮娃娃兵》时,她才觉得自己真正摆脱了男性的、体制的战争观。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捲入长达十年的游击战漩涡。受卫国战争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薰陶下成长的年轻人怀揣“国际主义”的理想踏上阿富汗的土地,以为自己给东方文明带去拖拉机、医院和社会主义,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仇恨、杀戮、欺骗,和虚无的深渊。

官方的叙事总是用过去的战争荣耀今天的战争并为未来的战争提供合法性。苏联的电视上,士兵和阿富汗兄弟热烈相拥;而现实中,妇女们向他们扔石头、木棍,小孩子骂?:俄国人,滚回家吧。被打死了的人,还会奔跑,一边抓?自己的脑子,一边哀嚎。士兵们靠仇恨、活命的本能、酒精、毒品、嫖娼、偷卖武器,以及自残以偷生,而姑娘们在得到一身疾病之馀,还得到一枚等同于“妓女”的标籤。但是,战场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意义的消亡。先是死亡变得语焉不详。通知书里不能写明真实情况,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个大活人只剩下半桶肉酱。写下的却是:在车祸中遇难,坠入深渊,或食物中毒。而那些苦苦等待的母亲和妻子,先被告知“他自愿申请去阿富汗”,最后收到统一製造的锌皮棺材与千篇一律的“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中阵亡”的通知。接?,生者回到祖国时恐惧地发现:他们从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去的,可是却回到了不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他们被称作“阿富汗人”,被烙上了一个杀人机器或者罪犯的烙印。许多受访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无法接受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展露的残酷真实,推翻自己所说的,或将她告上法庭。因为他们宁可继续寻找有关“建立功勋”的报道,生活在自己所需要的“真实”里。

从《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到《锌皮娃娃兵》,从所谓的正义到非正义战争,阿列克谢耶维奇完成了对苏联军事文学传统的彻底反抗,她想清楚地表明:无论怎样性质的战争,只会将人变坏,只会让人成为非人。

一个士兵的母亲说,她想在儿子的墓碑上刻下:为什么?

二○○五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完成了《切尔诺贝尔的回忆》。贯穿整本书也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切看起来如此令人费解:老人们被枪驱赶?离开这片土地;一直以土豆为生的人们突然被禁止食用土豆;五年级的小女孩上吊自杀,小学生不是死去,就是生病,他们在操场上每站十五分钟就会流鼻血;年轻的妇女不知道连生孩子也会变成一种罪过;死亡已经遍布,却没有人重视;人们依旧带?孩子欢欢喜喜参加五一大游行;大人物们一边信誓旦旦地说:局势很稳定,空气很乾净,一边急切地服用碘化钾,喝?特供牛奶;科学家因为四处奔走,惊扰了居民,竟被告上法庭。事故发生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甚至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只是为了避免恐慌。事故发生后十年,隔离区里八百个废物掩埋点,那块“墓地”里所掩埋的不计其数的汽车和钢铁早已被人们偷运出来,卖掉或瓜分。有人说,每个人都参与了犯罪,每个人都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藉口。

而且,每一个人都把这场灾难比作战争。政府说调动了军队和所有军事装备!他们不谈论辐射,却谈论间谍。斯大林时代的词语又开始流行: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士兵和消防员们依旧受?英雄主义的鼓舞奔赴现场,受了过量的辐射死去,至死也不会知道自己到底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量,因为那属于军事机密。人们以为经歷了围城战之后,世界再也不会有更可怕的事了。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对于战争,他们尚且能够理解,而对于切尔诺贝尔,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该去怪罪谁。

切尔诺贝尔在世界之内,却成了世界之外,成为一个无法解释的地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片剧毒的荒废的土地如今成为避难所,收留了来自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战场所有无处可去的人们。

二○一三年出版的《二手时间》是“乌托邦之声”系列最后一部,也是最具野心的一部。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二十年时间,记录了苏联解体后,人们的后社会主义心理症候。“二手时间”这个题目暗示了“红人”们(Red (Wo)man)对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无力。这种无力感凸显于“自杀”现象上。该书分为“启示录的抚慰”和“空虚的魅力”两部分,分别纪录一九九一至二○○一和二○○二至二○一二年间人们的感受。两个十年的共同症状便是自杀。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俄罗斯是世界上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一切发生得太快。习惯于探讨永恆、伟大、公平、正义的苏维埃人在一九九一年的某个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被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电视上,经济学家开始教导大家学习做生意,说市场经济会拯救他们。所有人都在谈钱。年轻人在学校里贩卖牛仔裤,在军队里贩卖制服和随身用品给外国人。父亲在怒吼:我流血保卫莫斯科,我儿子今天却干?投机的勾当。但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过去已被一笔勾销的现实。意义崩塌的最初,有人自杀,有人发疯,有人犯罪,人人都急于抢夺点什么,或者仇恨那些抢夺者。

过去,整个苏联可以分为读索尔仁尼琴和不读索尔仁尼琴,而今天,人们的区分只在“买得起”和“买不起”。人们曾经热烈盼望过资本主义,庆贺过自由,可是,最终连支持者也失望了。只有少数人成为了赢家和寡头,多数人成为了失败者,不得不忍受极度贫穷、混乱和羞辱。不久之前,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此刻却发现他们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解体后的各个民族再次陷入战乱,战乱杀死年轻人和他们的爱情,将无数难民赶进了切尔诺贝尔。

从知识分子到马路上的清洁工,所有人都在寻找意义。结果,二十年后,年轻人又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开始想念社会主义。他们渴求铁腕,渴求英雄和復仇。苏联时代的服饰象徵──钮扣成为新的流行物。穷人用钢扣,富人用金扣。投票显示百分之七十的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一个独裁者。“没有斯大林,我们什么都没有!”一个老人直白地宣布。红色帝国虽已垮台,而“红人”们却仍顽固地延续?。红色意识本身曾是虚无的根源,却又成为抵抗虚无的手段。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未来不復存在。”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是:“她的復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復调性通过价值观的对话而显示了布道者的责任,那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则将声音的平等性推到极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耳朵”。(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