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新贵作品先睹为快:一本痛苦的书,一本真相的书

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南京更是暂时难见她的作品。金陵晚报特选其刚刚引进中国的一本作品,让您先睹为快。

超过100万名15—30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狙击手等。本书真实记录了她们亲历的那些感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书里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大量内容曾被苏联官方严禁出版。这些女兵眼里的战争,与男人们的描述截然不同。这些女兵的回忆,会让你感受到二战中最直观的冲击和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

【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女人们都沉默着,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们也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

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前线闺蜜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经历。不仅是我,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成为见证者,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全新故事的唯一倾听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

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息,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我负过重伤,脑袋也震伤了,一只耳朵听力很差。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在前线阵亡了。

妈妈痛哭着说:“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后来我也一直为那姑娘祷告。”

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我是你的妈妈呀,是妈妈……”她轻声细语地哄我,生怕大声会吓着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她继续给我讲:】

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您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觉,真是冷暖自知……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他承认:“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你们都是一些美女……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都是阴阳两性人……”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远忘不掉……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讲话和笑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我们筋疲力尽,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几乎是弹尽粮绝,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我的搭档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原来我们也发现了它。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么远的距离,冲锋枪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现在就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我想都来不及细想,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下来,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也许是幻觉,但我感觉到了。

事后我才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而我却把它杀了,要拿它来熬汤!可是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女娃。

“你怎么啦?”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泪水。

“哦哟——哟,好一副软心肠啊!可我们大家已饿了三天了。你可怜这匹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你去试试吧,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赶走德国鬼子,其次,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是会心软的,但不是现在……你懂的,心软是以后的事……”

说完话,我又转过身看看那帮男兵,他们刚才还在怂恿我,大叫大喊地请求我开枪呢。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啊,就谁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从来就没发现我似的,每个人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他们在抽烟,在挖战壕……也有人在磨着什么东西……至于我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痛哭!就好像我是个屠夫,我动刀杀生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的母牛病了,家里人把它宰了。为这件事儿我还不停地哭了两天。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枪就杀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马。可以说,那是我两年多来见过的第一匹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嘿,狙击手真棒!……今天菜里见荤啦……”他们把饭盒留下来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儿,根本没去碰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眼泪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饭盒,吃了起来……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永远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天。聊些什么?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妈妈,聊已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要干什么工作,谈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战争中相识的,是一个团里的战友。他负过两次枪伤,一次震伤,从头至尾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在部队干了一辈子。对他根本不用解释什么是战争。我的脾气他心里完全有数。如果我大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声。我也学会对他宽容。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供他们读完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嗯,我复员后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车,步行有几公里。现在那儿通了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连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当时那儿有一道很宽的深沟,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用问,我不敢在夜里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说,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好笑了:前线都过来了,什么没见过?死人啦,各种各样的可怕景象啦。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在途中的列车上,不知谁的旅行袋里窜出一只老鼠,一下子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都乱了套,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吱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居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这时一辆运货卡车开了过来。我想,这下有车可以搭了。

汽车刹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声说。

“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车上的年轻小伙子打开车门。

我钻进驾驶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车上,又上路了。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奖章,问道:“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谁。“柯尔卡·契绍夫?真是你吗?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在母校当过一个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露茜卡?”

“是我呀……”

“真的吗?”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看到他也是这样。多么意外的相逢!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手舞足蹈地对我妈说:

“快,我给您把女儿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么会忘记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先要学会穿便鞋走路,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我们习惯于扎腰带,笔挺地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着长裙和连衣裙,已经感到陌生,因为在前线老是穿长裤,晚上把长裤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把这叫作熨裤子。其实,裤子常常干不透,就得穿上它到严寒中去,结果立刻冻出一层冰壳壳。怎么学习穿裙子出门啊?双腿都迈不动。别看我们回来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可是一见到军官,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举手敬礼。我们吃惯了军队伙食,完全由国家供给吃喝,而回来后得自己到粮店去买面包,按规定的定量去买。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付钱,幸好女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

我们也就不付钞票,拿起东西就走。过后我们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去赔礼道歉,再买上另外一些东西,付清全部钱款。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所有日常生活,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记忆,要正常过日子!去和谁学啊?跑去找邻里街坊,去问妈妈……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

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

我记得我在夜里坐在掩体中,彻夜不眠,外面炮声隆隆,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胜利在望,没人愿意死……我曾经宣过誓,军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真的不想去死了。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灵魂也是受伤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但伤了心灵,那就伤害大了。我们离家从军时,还十分年轻幼稚,都是些小毛丫头。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厘米……

——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

(上士,狙击手)

【采访后告别,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滚烫的双手,拥抱了我,又说了声:“对不起……”】

来源:金陵晚报 2015年10月11日 T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