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布鲁姆的“阅读指南”

译林出版社此前相继出版了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今年又出版了他的作品《文章家与先知》《史诗》《短篇小说作家与作品》,接下来译林还将出版布鲁姆的《小说家与小说》《诗人与诗歌》《剧作家与戏剧》等书。

○俞耕耘(书评人)

哈罗德·布鲁姆,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金字招牌”。众多作品都因他的提点赏识,陡然变得声名斐然起来。他也成为外国小说腰封上的“高频词”。纵观布鲁姆的系列作品(《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初看都像学院派的“庙堂高作”,实则都在为公众浇灌经典意识和雅正趣味。他自言,“我受到更为充分的教益,学会如何为更广大的读者写作。文学批评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

正是沿循这一宗旨,74岁的布鲁姆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文学批评文集。“单独一个批评家汇集、推介如此庞大的一整套批评观念,确实可说是疯狂。”但布鲁姆完成了,也许这动力可以归结为:他将文学批评视为“史诗”事业,始终追慕英雄气概。译林出版社最新译介的《史诗》《文章家与先知》和《短篇小说家与作品》让我们得以管窥布鲁姆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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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史诗》目录,你也许颇为费解。如果按荷马、维吉尔和弥尔顿创制的体裁标准看,史诗在现今早已绝迹。那么,布鲁姆又是从哪儿“敷衍”出一部纵横三千年,收录十九部“史诗”作品的批评集?很显然,布鲁姆的“史诗”,既非体裁,亦非题材,更不是体量上的“大块头”,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在作者看来,史诗“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它的精髓在于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作者所选《白鲸》和《源氏物语》或许正巧妙映射了史诗气质的两极:一种是反自然的对抗,一种是渴望不衰的创造。我们要感谢布鲁姆的提醒,英雄精神不仅只是阳刚,也会有阴柔,关键在于主人公抱有怎样的渴望。布鲁姆举出一个反例或许更有意味:哈姆雷特是人类意识的英雄,却不是史诗英雄。因为,他的渴望往往既言不由衷,又少于行动。“他几乎从不说出自己的真正意思,说出口的话极少表达真心。”

相比哈姆雷特,《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就显得真诚许多。布鲁姆罕见解读一部东方作品,成为全书最具异域想象的篇章。“他是情切热烈的人,他的种种渴望是永恒的、不定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一种渴望的状态。紫式部虽然有所责备,却痴迷于源氏对恋爱新鲜体验的“不懈”激情。这是女性投射下的“渴望之书”,讲述了一个“迷惘的英雄”自毁于不衰激情的故事。

《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在布鲁姆的眼里,也从一个偏执狂(亚哈始终拒绝承认白鲸是征服者)变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布鲁姆在寻找亚哈看似执狂的原因,它竟出于对鲸之白色的恐惧、焦躁和反抗。白色既是自然神秘的力量,又是恐怖的威慑。以实玛利用“色彩的可见空缺”和“一种喑哑、空洞”形容白色,恰好说明船长对白鲸追捕背后是反抗自然的英雄伟力。

我们讶异,布鲁姆用如此宽泛的界定打破了“史诗”形式和内容的两重壁垒,直接上升到对内在精神结构的探寻上。为此,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散文史诗”的全新概念。《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可谓希伯来散文史诗,甚至《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与《魔山》等现代小说亦可放在散文史诗的“篮子”里,毫无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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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曾这样论断:“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这恰好暗合布鲁姆三部书各自的批评视点。《史诗》看重对英雄精神的认知,《文章家与先知》看重作家本人的智慧,《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则偏向对小说进行审美分析。

《短篇小说与作品》一改《史诗》中凝重密实的论述风格,疾风骤雨般品评了三十九位短篇小说巨匠,显得明快有力、精准微妙。作者在比较劳伦斯与亨利·詹姆斯时,寥寥两语就勾勒了短篇小说的两大审美类型。“如果说短篇小说的主要传统是契诃夫式的,与之相对应的模式就是卡夫卡-博尔赫斯式的,梦魇般的怪诞幻象。”

布鲁姆深谙,文学批评既离不开文学史的宏观定位,又要对作家进行风格化的价值重估。面对劳伦斯已经过时,并遭女权主义憎恨的偏见,布鲁姆显然有意辩驳。“《狐狸》的艺术性在于其完美的、不带情感的叙述”,“劳伦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他不可能耽于明显的象征”。这些都在暗合劳伦斯的教谕:要相信故事,而不是艺术家。“伟大的故事很少只是反映某一种人性特征。”

短篇小说的本质并不在于篇幅,而是它浓缩作家才华,实现讲故事方式的高度纯粹。如凯瑟琳·安·波特用简洁的壮丽风格描摹了自恋之美。巴别尔以表现主义的洗练,反讽了犹太人在俄国生活是“上帝犯下的错误”。他展现暴力的方式又是如此的魅惑:在悲伤中咽下了犹太传统奇异的欢庆力量。

更精彩的是,布鲁姆看破了短篇巨擘们的悖论:才华有多出众,虚弱也会相应突显。菲茨杰拉德的短篇熟练而稳重,“犹如济慈的颂歌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主要长篇则显得质量不稳且自我沉溺。对海明威,作者更认为其文体造诣比肩美国重要诗人,然而这天赋却很难适应长篇小说的要求。当长篇无力依靠小品的修辞支撑时,“海明威的失误是单调的重复”,甚至让人感到自我戏仿的尴尬。无论博尔赫斯的小说迷宫多么的繁复迷幻,他在日常叙事上终究显得空洞疲乏。“他所缺少的,恰恰就是浪漫故事的奢华”,“他的故事模式处处都透露着一种隐含的、对家庭浪漫故事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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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家与先知》可谓是布鲁姆看似最为突兀的“大手笔”。他甚至颠覆了传统文学范畴的归类原则。然而,如果细加考量,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弗洛伊德虽为思想家、哲学家,布鲁姆把他们“收编”进文学批评集,也显得很合情理。作者无疑用“大散文观”的宏观视野,描绘了思想型作家的两大脉络:先知力量的开拓者,充满智慧的文章家。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股合力:既有传统上的借鉴承续,又有风貌上的新变突破。卢梭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先驱,在爱默生、梭罗、罗斯金那里浪漫主义又变了模样。“弗洛伊德是浪漫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但其丰茂的独创力将他从传统中解放出来。”那么,先知文章家到底有何效用?布鲁姆在论述塞缪尔·约翰逊时,就已强调了文章家强烈的主观预见和自身的伟大风格。它是不可效仿的智慧,“帮助我们找到自己,成为关怀的个人,而不是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个人主义者。”

如果说,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为何让人信服?这三部书或许能告诉你答案:一是他在作品惊罕的多样性里看到承袭的传统,二是他能微妙感知每个作家独有的“艺术神经末梢”。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布鲁姆都更像是文学批评界的“族长”。因为,他总是先找寻一位作家与前辈的“亲缘关系”,确定传统,再探究作家各自的“基因突变”,发掘其对传统的反抗与跳脱。从而,“影响的焦虑”这一主题才会反复出现,经久不衰。

“在迟暮之年,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这鉴赏又融合了分析与评估。因而,这三本书看上去更像是丰盈版的“导读指南”,微缩版的“作家小传”,还附带了“私人书单”与“经典提要”等贴心功能。然而,就在这看似通俗的背后,却隐匿着布鲁姆重估作品价值,寻找作家谱系,建立崭新分类,扩大批评视野的伟大尝试。

来源:《晶报》2016年7月16日第B02版

原标题:布鲁姆:重估小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