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新人——与精神疾病共存的人生

作者:张子午

“如果今天婚礼我可以成为一个‘新人’,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像力的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

身着纯洁白纱,女孩手握麦克风,一字一句清晰地说着,略显激动地,左手时而挥舞写满大纲的纸条。在这个为台上新人祝福的大喜之日,没有浪漫MV或欢乐的娱兴节目,新娘以精神病患的身份,描述多年来自己身上的痛苦与污名后,以此为结语。

背景音乐与杯盘声中,空气渐转凝结。

镜头带到主桌,母亲强自镇定的微笑僵成一直线,父亲脸颊肌肉收缩刻出一道道纹路,宾客坐立难安地顾盼,这些各领域事业有成的老板、医生、律师、贵妇,半张着嘴或垮下脸,有的摘下金边眼镜拭泪,不知所措。

2016年4月初,这段放在YouTube的20分钟婚礼致词影片被媒体撷取,作成即时新闻在网路上流传,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旋即消失,只剩标题“怪医千金订婚致词惊爆辉煌过去的秘辛”;而更早之前,当她是台南女中唯一学测满级分那年,也曾被全国版记者大肆渲染,封为“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

如今尽皆是网海里的残迹。

上台北看病污名化的核心

“我似乎曾经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吗?真的忘记以前是怎么漂亮、聪明,受到大家瞩目的样子了。”

影片下架6个月后,林奕含谈起发病前的日子,陌生得仿佛像未曾造访的异国。以前资优班同学三分之二就读医学系,经历的一个个不同阶段,她则熟悉得像某种素未谋面故乡:大一圣诞舞会、大三大体老师、大四毕业典礼、大五进医院实习、大七授袍典礼⋯⋯。

“每天至少有两三次,不用看脸书,就强迫似地想着他们的人生,办营队在舞台上讲黄色笑话、系队打球、讨论去当替代役的同班男友⋯⋯就算再简单的事情,我也很想经历。那是我应该要去的地方,本来的归属,可是因为我的病,没办法抵达。”

在稀薄的回忆和无法抵达的未来之间,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在现实的隙缝中充斥的日常是:不眠、恶梦、解离、幻听、抽搐、自杀、住院、药物⋯⋯。

“很多年不知道怎么过的,礼拜一的时候跟自己说明天是礼拜二,一天天挨过去,到礼拜四告诉自己明天就可以看到医生,我就可以活过来。”

林奕含计算日子的方式以星期五为基点循环,如同仪式一般地回诊、拿药,把所有说不出、无人听的事情都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每周二的心理治疗。尽管从高二16岁起到如今快26岁,固定到精神科接受诊疗,医生却一直没有给她明确的病名。

“医生知道我很喜欢把东西往自己身上贴、知道我会很执着于这个标签,因此多年来都没有明确说我得了哪一种精神病,只是若有似无地提到重郁症、Bipolar(躁郁症) 、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当医师面对个案努力去除标签化的处境时,外在社会加诸的话语与眼光,却是此一疾病躲也躲不开,愈加内化与患者成为一体的标签:得了这个病,是一个丢脸的事,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因此高中时,她必须每周两次从台南花一整天的时间搭高铁上台北,导致缺课太多,差点毕不了业只剩国中学历。

“‘上台北’这三个字,就接近所谓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在故乡生病,为什么每一个长辈都告诉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治疗我的疾病?”

满级分的她,仍上了医学系,却念了2个礼拜就休学,后来重考上政大中文系,第三年因病情发作再度休学。访谈前一天,刚好到了2年的复学期限,因为吃太多药物,每天睡眠的时间必须超过10小时,也无法稳定作息,林奕含没能重回学校,这个时代供过于求的大学校园,离她越来越不可及。

“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休学1次、2次?为什么不用工作?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甘心,这个疾病它剥削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我曾经没有空隙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原本可能一帆风顺的恋爱,随着生病的时间越来越长,朋友一个一个离去,甚至没有办法念书,而我多么地想要一张大学文凭。”

常人看不见的心灵黑洞

就像初生的婴儿,没有选择地降生在这世上,她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被精神疾病替换成另一种人生。尽管眼前的女孩,谈吐得宜,美丽大方,在咖啡馆里错身而过时,旁人可能会不经意多看一眼清秀的脸庞,却看不见内在日日夜夜的暴乱。

从政大休学前,她拿着诊断证明,向系主任解释为什么没办法参加期末考,他回应道,“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自杀,我看妳这样蛮好、蛮‘正常’的,”系主任接着拎起诊断书,说出林奕含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9个字,“妳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我很想问他,是用什么来诊断我?我的坐姿、洋装、唇膏,或是我的谈吐?这个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想像和期待是什么?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60天没有洗澡去找他,才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虽然当下我很懦弱地只答道,从医院拿的。”

当这个病症,并非看得见的身体残缺或生理损伤,而是由家庭、社会环境、大脑分泌等多重因素交织出的心灵黑洞,除亲历相似受苦历程外,常人难以感受并理解,到底何谓精神疾病,以及要用什么方式与生病的人沟通。

从一般的生活经验出发,理所当然的正向话语便成为最常见的表达关心的方式:不要那么晚睡,可不可以早一点起床、不要喝咖啡、不要喝酒、裙子不要穿那么短、不要想太多,可不可以听音乐放松、运动爬山散心、跟朋友聊聊天⋯⋯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无止尽的祈使句。

“奇怪的是,没有人要听我讲内心那个很庞大的骚乱、创伤、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害怕睡觉、害怕晚上、害怕早上、害怕阳光、害怕月亮。正向思考在病到一个程度之后都是没有用的,在之前可能有用,可是旁人无法判断情况到哪里,过了一个点之后,反过来像是攻击,提醒你做不到这些事情。”

前3年生病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林奕含会打电话给仅有联络的两三位高中友人,那些因担心而想要拼命将她从悬崖边拉住的关心话语,就像规劝或教导,将她们之间越推越远,终至断裂。没有朋友,只剩下写文章,理出那些不舒服的源头。

“听起来很矫情,但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不得不放弃跟人求救,自己找出一个方式,因为会一直抽搐,一手抱着身体,另一手一个键一个键地打,一面掉泪,从早上起床到写完一篇大概要花8、9个小时。很希望有人说写得很好,最好是称赞与核心无关的修辞,就离我比较远,就好像‘它’代替了我的痛苦。”

她写失眠、辍学、吞药、跳楼、死亡、精神病房的异质空间,一群为数不多但忠实的年轻读者,从部落格跟着搬家来到脸书,按赞分享。源自于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罹病失学后仍未间断,甚至成为唯一的“自学”方式,她并陆续动笔写下人生中第一部小说。

站在模范病患角色的反面

“生病带给我很大的羞耻感,可能是从小家教的关系,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以前脑袋会有声音跟自己讲话,沉在里面还好,讲到一半跳出来那个瞬间,意识到刚刚是在跟自己的幻听讲话是最痛苦的。”

而吊诡的是,也是这样的“羞耻”,成为使她活下去的动力之一。当林奕含第三次试图自杀,爬出阳台,手握着铁栏杆,正准备放手跳下楼,她发现公寓对面街角巷口的管理员,正朝上望着她裙底的内裤,这种丢脸的感觉瞬间压过了想死的冲动,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

“在生病的这些年里,我不相信痛苦是有意义的,最讨厌听到‘经过痛苦才变成更好的人’这种说法,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痛苦,我身上感受到的,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大概就是在影片被别人看到后,透过脸书讯息传来的回馈,提到一直以来没法理解身边亲人、伴侣做出的非理性行为、呓语着不存在的人事物,看了影片觉得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去理解。”

没有丝毫以勇气与信心与疾病搏斗的精神,站在激励人心的模范病患角色的反面,林奕含在精神疾病的幽谷中独自行走,继续在城市一隅修改稿子。一间独立出版社找上她,第一本小说就要出版。

“如果可以选择,我想选择不要出生。只是因为不想之后还要受到八卦、责难等非议,而没有选择自我了断,加上已经结婚,算有点责任,没有选择,只得活下去。”(来源:报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