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全面刷屏的辱母杀人案激活了怎样的社会心态

作者:李春雷 |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刀刺辱母者案发生后,社交媒体进入“刷屏时代”并随后引发了多达上亿次的评论,与其它舆论事件略有不同的是,学界和业界眼中的两个“舆论场”并未出现 “互怼”,而是大有一种一边倒的倾向。在一轮轮评论的“热潮”过后,不失时机的进行一下“冷”思考或许有些“问题意识”,尤其是追问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背后系统问题同样有现实和学理价值。

首先是公众的关注点问题。除了有媒体普遍关注的母子情深、司法伦理、黑恶势力等以外,公众热切关注的恐怕还应该是“社会结构性死亡”问题。简单地讲,作为社会结构性存在,应该有利益诉求机制、情感表达机制,扶助和求救的机制也应位列其中。但是,当发现这些机制或者已经失效,或者已经渠道不畅时,由人及己,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而将这一问题放到一个社会系统中来审视,单纯的个人甚或团体已经无能为力时,心中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也会借助社交媒体迅速加强或蔓延。

第二是社会结构下的观望心态的问题。虽然很难用一个维度进行解析,平心而论,于欢刺杀行为的伦理正当性与法理冲突性是第一个引起关注的“点”,但作为一种日趋失去活力的社会结构性存在,深处其中的警察“符号性”的存在更是增添了事件发展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张力。换而言之,作为处事民警,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常规处理”,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观望心态”的一种延伸,如果用现象学的视角来审视和思考,不难发现社会中人的少作为或不作为甚至不愿介入的心态普遍存在,事件中的警察其作为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下的一种“人”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同情、正义等元素,其情感的冷漠在事件中得以放大,公众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难以接受。即使是作为杜志浩们的存在,公众似乎也是心存疑虑,同是“人民”出身的他或他们,人性是怎样一步步被吞噬掉的,何以会残忍到如此地步?

第三,也是公众心态的被唤起问题。于欢的举刀被冠以正义而存在,但稍加思索便会发现,这种举刀与其看作是对黑恶势力的对抗和对自身尊严的捍卫,毋宁更确切地说,是当前社会结构固化下的“弱者”的另一种无奈。应该说,当前社会阶层的断裂问题已经不容小觑,在“他群”认知和“自我”定位方面,常常会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联系在一起,在遇到切身利益受损甚或生命、尊严受践踏时,“弱者”形象会迅即形成,且在一定阶段会与经验、传统等相结合,形成较为固化的刻板认知。这种实际问题显然会撕裂群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社会结构,更易唤起公众的自我弱势效应。

第四,更需要关注后续风险的出现。不管刀刺辱母者案最初的原因是基层权力寻租也好,还是在这个案例中彰显了基层管理的“新”问题和“旧”制度之间的违和感,如前所述,这一案例似乎并未动哪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奶酪”,但似乎又像是动了整个公众的神经。如果承认伦理认知是个主体性的概念的话,就会发现对社交媒体逐渐形成信息获取 “路径依赖”的公众,开始出现了道德绑架、信仰多元等问题下的矫枉过正、心理极化等问题,对杜志浩“该死、该杀”等评论的出现便是显例。而类似的案例反复出现,除了应对制度进行追问和思考外,恰是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的匮乏才使得社会心态“丑态”百出,且有着一次次冲击和刷新公众神经底线的趋势。(来源: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