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

文:侯虹斌

这是一个分众时代,什么书都有人读,垃圾泛滥,知音难寻,所以书不敢读;这是一个速食时代,书成为纸做的快餐,令人兴味索然,所以书不屑读;这是一个功利时代,出书只以销量计,读书只为稻粮谋,所以书不会读;。当书籍从一种近乎神话意义的精神食粮变身为大众消费品时,中国人的阅读生活,到底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变革?

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和弟子散步在林荫道上,喟叹:无书可读。

于是,他一边做着马其顿王的太子太傅,一边动手写下了《物理学》、《诗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书,留给后人;

2200多年前,生活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手下被焚书坑儒净化过的环境里,儒生们无书可读。世间只剩下种树和占卜等寥寥几种。有关秦朝的片羽鳞光,只能从歌功颂德的碑文上找;

500多年前,史上最出色的实践科学家达芬奇抱怨无书可读。于是,他画了《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和《岩间圣母》,雕刻了许多著名的雕塑,主持建造了许多庞大的建筑,写下了好多科学论著,解剖了很多具尸体,还设计了历史上最早的飞机模型;

400多年前,贫穷的磨镜匠斯宾诺莎在宗教神学的缝隙里悲哀地发现,无书可读。教会禁止一切不服从它的书面世,他用昏聩的双眼写下的反神学道德的《伦理学》也几乎不行于世;

200多年前,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们在那个“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都被族诛的年代里,无书可读。既然不能说话,这些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大师只有把自己埋进故纸堆里,终生以名物训诂为乐;

100年前,陈寅恪负笈海外,遍访日本、瑞士、法国、德国、美国诸名校二十多年之后,无书可读。他学会了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日、梵等十几种语言,穷尽其可能的知识,回到中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个学位;

60年前,钱钟书号称“横扫清华图书馆”,读到无书可读。他的房间里据说只留下当工具用的百科全书,别人的赠书,他都论斤地称去卖了。他只需反刍他的学问,便满口锦绣;

30年前,顾准在中国物质和思想都极度饥馑的土地上,无书可读。他只能在有限的报纸虚虚实实的报导中寻找线索素材,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里冥想他的“希腊城邦”;

3年前,张五常大言不惭地说:“无书可读。”这个据说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老顽童,最懂得用浅显的笔调来著述经济论文,甚至自得于自己曼妙的诗文;

……

独孤求败躲在山里,在世间只流传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忧伤。无人可以与之比肩,无剑值得舞,是这个剑客一辈子的痛。不过,有许多尘世中的高人,也和他一样地享受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无书可读。

那些传奇都在风中吹散了,一代一代的纸页也被蠹虫优先品咂过了。书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那个孤独的读书时代经已隐没,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识字,每一个人都读书,然而,每个人都不得不一起分享这个无书可读的时代,分享这种所有人共同的孤独。

这是一个分众时代,书不敢读

“那年,我们在饭堂里排队打饭,听见广播里在播放着刘心武《爱情的位置》这部小说。每个人都对它耳熟能详,没有别的书,全国人民都在读同一本书听同一个故事。”资深出版人黄集伟这样说。今天是幸福的,每天有新书面市,《亲历历史》和《哈里波特:凤凰社》天生就一副大众情人相,《血酬定律》在文化人那里口口相授,杨绛的《我们仨》在书市的销售额小数点温和地往后移,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让小说读者尝到一种瓷实的快乐……

什么人读什么书。全民一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围城》,一起吟诵汪国真,一起读拉美爆炸文学的岁月已经过去了。而今天,除了《临床医学》、《高等数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老师开列的必读书以外,还有什么书是不可不读的?引车卖浆者有他们的趣味,哲学教授有自己的偏好,张三爱俏,李四爱闹,什么萝卜栽什么坑,没有人敢越俎代庖地给出结论。读什么好?

在新华书店的“世界名著”柜台前,大把充满求知欲的高中生还在恶补《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嘉莉妹妹》;而漫画书店里,《全职猎人》、《高达》则成为那些穿着巨大的校服的孩子们翻旧了的口袋书。

刚刚入职的都会白领一般会拈起《我动了谁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权当职业培训;资深一点的则同时包里装着《GRE红宝书》、《哈佛MBA教材》、《经济学》:他们是一群正往“IF族”上狂奔的候补;有时,他们也爱看温和的《月亮忘记了》作为调剂。

小资们看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看不见的城市》,顶多再读读《上海的前世今生》;只有那些纯粹文人才会再接再厉看《舞舞舞》、《寻羊历险记》和卡尔维诺文集,除非他是自虐狂。广西师大版的《阅读史》、《科学史》是专门供应给那些求知若渴的知道分子的,他们才有这样庞大而无所不能的胃去消化。

7月份某个小办公室里的购书清单是这样的:《汉娜·阿伦特》、《窗边的小豆豆》、《摄影大师对话录》、《女巫师》、《欧洲洗浴史》、《修道院纪事》……那些拉拉杂杂的趣味里杂糅了一切可能的审美倾向。

肖复兴的枕边书有《音乐辞典》、《音乐圣经》、《西方现代艺术史》,刘震云临睡前看《圣经》、《古兰经》、《扎哈尔经》、《白氏长庆集》……作家与作家之间没有雷同,不知谁比谁的书更好。

然而,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专讲时事、时尚和八卦的口水佬窦文涛爱看古书,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平时爱研究天文和打游戏。而据说,妓女们的小坤包里,通常放着安全套和《文化苦旅》。谁适合读什么样的书?人有时是盲目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以,不敢读。

这是一个速食时代,书不屑读

刚刚闭幕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尽管长袖善舞的新主席搞了声势浩大的“文学与电影”的主题活动、意图创下吉尼斯纪录的绘画活动、拳王阿里亲来宣传、君特·格拉斯做诗朗诵,甚至有俄罗斯迪斯科音乐会,但一样没有挽回书市低谷的颓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书展把力气放书之外,就是一个寓言:书的灵魂,成了买椟还珠里那颗被遗弃的珍珠。

畅销书越来越多 只有大众购买的书才可能是畅销的,只有人人都懂的简单道理才是大众都能接受的。这种因果关系注定了畅销书多是注水肉,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观点非要放大成为一本五百页的书,例如《彼得原理》。看看吧,2001-2002年,5%的图书品种,其销售占整个市场图书销售49%~52%的份额。挤掉水分还剩多少值得一读的书?

书出得越来越快 黄山谷盛誉其友人诗文“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而今这种绝色已罕见矣。都是些剪刀+浆糊,戴安娜、张国荣、伊拉克战争、“神舟五号”,一时漫天遍野铺开,从事件爆发到书籍面市不多于三天,与“两句三年得”的苦吟相比,质地粗疏,面目可憎。

书的选题越来越弱智 有《北京人在纽约》就有《上海人在东京》;有《谁动了我的奶酪》后面就跟着《我能动谁的奶酪》;“哈佛女孩”一出,但凡国外呆过两天的阿猫阿狗都开始写书了;痞子蔡红了,就有更多的人想从网上跨回真实空间……狐假虎威、跟风、炒作,第一个吃螃蟹是勇敢的,第二个只能算是饕餮客,而且,吃相难看。

看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 从前,出书难,总量少,好书就像沙滩上的鹅卵石一样显而易见;而现在,牙牙学语的都开始写书并学会签售了,如6岁就出书的豆蔻。书籍的总量在无限扩张,而佳作却无法迅速膨化,好书便如埋在沙砾里的金粉一样细屑不可寻,一读便上当。读一本坏书,就像饭里的沙粒一样硌得人牙龈发酸,败坏胃口。

书本的替代性选择越来越多 从前的读书人是两脚书橱,他们满腹诗书气自华,自得其乐,而今自有人代替我们读书。这些知道分子们早上看到的消息和警句,傍晚就会写进他的文章里,热爱掉书袋搬弄信息,我们就啜饮着他们的唾余消化着他们的二手资讯。谁高兴再去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读读张五常、林行止或者薛兆丰的专栏足矣。

惠特曼忧心忡忡说:“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里丢失的思想?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里丢失的知识?”显然,今天出的垃圾书不能担此重任,因此,不屑读。

这是一个功利时代,书不会读

码满了字的书常会让我们心里暖和:1990年的出书品种是80224种,到2001年,已经发展到出书品种154526种(含新版、重版),总印数29亿册。北京单是一座图书大厦年销售额达15700万元,而上海书城是12000万元、广州购书中心是17000万。但正如青年学者孔庆东所说,现在出的不叫书,叫出版物。除去那些没有营养只有功能的印刷品,还有什么书可以读?

人们不再读书,只愿意用书 默默地赚钱的不一定是大牌出版社,而很可能是那些中小学教材出版社。在大学的书店里,鲜明而个色的好书无人理会,大家都在挑四六级英语参考教材和计算机教材。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卖了400万册,同济大学版的《高等数学》全国数十万理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都十几年了。

人们不再看书,只愿意买书 街头的一折书仍在卖,那些装帧精美,但错字比正确的字还多的礼品书,本来就不是用来读,而是用来摆的。

人们再没有看书的时间,只有抱怨的时间 文艺评论家李公明说自己每月买书一百多册,“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够时间去读。”美国学界历来有“不发表则自毙(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只有一篇一篇地赶论文的份,哪有闲情逸致来品啜书香?

看书不再是快乐与修为,而是任务 在深圳购书中心,各种阶层的人推着购物车,都在一篮一篮地往外搬书,可是,多年过去了,深圳人仍在自嘲:文化沙漠。光长见识不长文化。准确地说,来店人中具有明确购书目的者比例显然增大了,但那种舍得花时间泡在书店里,把浏览本身当成一件乐事的人却已越来越难找到。带着职业性本能去读书,哪里还容得下自娱的悠闲。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常常翻阅到一些布满蠹痕的线装书,书卡上显示它们的上一个阅读者来自1940年代甚至更早。可惜,这种不带功利目的的阅读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书还在,人去了。如何找回读书的单纯意义的快乐?

于是掩卷。无书可读。

来源:《新周刊》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