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是罪犯‘护身符’?

大特写

“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他的衣服早已染满鲜血,或许他全身上下都有血迹,可他自己却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理智已开始败坏,瓦解成碎片……脑子里只剩黑暗。”

这是经典著作《罪与罚》的小说男主人翁在杀人后,尝试洗涤身上犯罪证据时的内心独白。

俄罗斯小说家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描绘出男主人翁迷失且疯狂的精神状态,为文学史塑造了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病罪犯之一。

犯罪行为越过法律底线,违反社会所秉持的秩序与道德,是无法被容忍的“犯规”行为,不应有任何狡辩脱罪的借口。

不过,若犯罪者也是一名精神病患时,其罪行是否与精神疾病有关?

在什么情况下,精神疾病可成为减轻罪责或刑罚的考量因素?我们又要如何避免罪犯企图“装病”来逃避受罚?

本期《大特写》访问法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与刑事律师,了解犯罪行为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

及早求治 至关重要

法证精神科是精神病患与法律之间的桥梁,也是精神病患者的“保险”。

心神心理精神科诊所(Adelphi Psych Medicine Clinic)的法证精神科医生李思豪(John Bosco Lee)举例解释,一名巴士司机工作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驾驶巴士一时失控,酿成致命车祸,但因为有心脏病的医药记录,人们可理解司机是在意外情况下撞死人。

不过,假设肇祸者所患的是精神疾病,他“犯罪”的导因就没那么显而易见。

曾有一个工作表现向来出色的准尉,某一天突然毫无预警地驾驶军车在阅兵广场上横冲直撞,违反军队纪律,原本得接受处分。

李思豪说:“但这事情太蹊跷了,向来循规蹈矩的一名正规军人,怎么会有如此反常行为?”

结果,经诊断与评估后,李思豪发现这名军人患有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而且在闯祸前就已有病征出现,包括失眠和变得频频无缘无故发脾气。

因为有“病”有据,军队没有检控或处罚这名准尉,而是安排让他接受治疗。

不过,李思豪指出,并非所有病患都如此幸运,获得人们对他的病情与行为的理解。

资深刑事律师苏尼尔(Sunil Sudheesan)受访时指出,根据心理卫生学院的一项调查,本地每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可见受精神问题困扰并非罕见的事情。

他说:“及早寻求治疗至关重要,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些不妥,或有一丝怀疑自己可能患精神问题,别迟疑,快去看医生;若不赶紧求助,等到捅出大篓子就太迟了。”

情困扰 做出异常行为

在苏尼尔代表过的虐佣被告当中,不少是患忧郁症的女性,她们因病情困扰而影响情绪,思绪变得混淆、容易冲动和失去自制力。

这类患忧郁症的虐佣被告,有可能获得法庭轻判,接受强制性精神治疗或缓刑监视。但苏尼尔强调,除了被告的精神状况,法庭判刑时也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包括受害人的伤势,若法庭认为被告罪行非常恶劣,还是会把被告判监。

不是所有被告都知道自己患忧郁症,苏尼尔说,他会以直觉判断眼前当事人有无精神问题,“他们很可能对什么事情都失去希望,即使面对可能被处死,他们会说,你别帮我,让我死了算了。”

法证精神科医生陈家新认为,在患精神疾病的被告当中,许多人都受忧郁症困扰而做出异常行为,例如打人、偷窃,甚至是杀人。

例如,私人巴士司机王邦守掐死15岁继女,原本在谋杀罪下被判死刑,但他在2011年获得最高法院上诉庭推翻谋杀罪名,改在误杀罪名下被治罪,判刑改为坐牢10年。

当时帮王邦守打官司的是已故的资深刑事律师苏峇士和苏尼尔,辩方也请陈家新医生为王邦守做精神评估。

控辩双方对于王邦守是否患严重抑郁症持相反意见。控方指邪恶的被告为满足自己对前妻的报复欲望,竟对无辜的15岁死者下手;他在杀人时并没有精神病,精神病症状是在案发后才出现的。

但辩方认为,被告患有严重抑郁症,干案时精神状况异常、有减轻罪责的抗辩理由。

苏峇士曾透露,被告杀了继女后仍坐在她身上,又哭又笑,一会又说要自杀死,根本不是一个常人的行为。

“我和苏尼尔第一次见他时,他都答非所问,要不然就傻笑。一个正常人会这样吗?”

上诉庭最终接受辩方立场。

从谋杀到误杀

“减轻罪责”(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是谋杀案件中常见的辩护立场——只要能证明被告有严重精神病,以致影响犯案时的判断能力,谋杀罪名就可以减轻至误杀罪名,而被告就能逃过死刑。

总检察署回答《联合晚报》询问时说,在决定是否把一名被告所面对的谋杀罪,改为其他较轻的罪行时,控方考虑的因素很多,被告的精神状况是其中一个因素。

李思豪医生坦言,对他来说,为谋杀案被告进行精神评估是极为敏感的事情,“这关系到人命,我会下去案发现场、访问被告和亲友,在做了慎重考虑后,才决定是否要做辩方的医生证人。”

高文父子双尸案是李思豪最近一次接手的谋杀案。前高级警曹长伊斯干达落网后接受政府精神科医生检查,后者没发现伊斯干达患有任何精神疾病。

直到伊斯干达针对罪成和死刑提出上诉时,辩方提呈由李思豪所准备的精神报告,指伊斯干达患有适应障碍症(adjustment disorder)和急性压力症(acute stress disorder)。

辩方认为,被告案发时出现精神异常,应减轻罪责,加上案发暴力冲突来得突然,他出于自卫才还手,罪名应改成误杀罪,判刑坐牢10年。

据李思豪评估,伊斯干达自2012年中起因婚姻的失败和财务问题,开始陷入焦虑和忧郁的状态,并患有适应障碍症;案发时的突发暴力冲突,促使他出现急性压力症的病症,他是在这精神状况有异样的情况下,才会狠砍死者多刀。

但上诉庭最终没接受辩方的立场,三司指,辩方不应在案发三年后才提呈一份内容不同的精神报告,被告过去三年来也没向任何人提及可能患有精神问题,被告的患病说辞令是在他案发后才想到的。

酌情处理精神病小偷

几名受访精神科医生都同意,无论本地或海外司法体系,与其他精神疾病相比,偷窃癖(kleptomania)在法庭上是比较受认可的求情因素。

精神科医生温斯洛(Munidasa Winslow)指出,与一般小偷不同的是,患有偷窃癖的罪犯往往会偷一些自己不需要或不使用的物品,他们也不转卖物品从中牟利。

例如,他曾接触过一名60多岁的女被告,频频因为到商店偷内衣裤而被捕。温斯洛感到好奇,向警方了解被告所偷的内衣裤尺寸,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被告能穿得下的内衣裤。温斯洛做进一步评估,诊断被告患有偷窃癖,女子也获判接受缓刑监视。

被媒体称为“狂偷姐”的吴丽莹应该是本地最“有名”的偷窃癖患者,她的经历也让更多人了解偷窃癖这项心理病。

这名电脑工程系大学毕业生是法庭“常客”,屡次因偷窃行为而被控和治罪。

她在2005年原本因偷窃罪被判监两个半月,经过上诉,当 时的大法官杨邦孝认为坐牢对患有偷窃癖的她毫无帮助,改判她24个月缓刑监视。

当时,大法官杨也建议控方把有精神病的扒手罪犯,交由一个比法庭更适合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处理。

隔年,吴丽莹“老毛病”发作,原本被判入狱一天和罚款8000元,前上诉庭法官维克拉惹给她第二次机会,判她18个月缓刑监视。

维克拉惹法官也质疑控方提控偷窃癖罪犯的做法。他说:“若导致(罪犯)再犯的原因是精神病,而法庭受到束缚,只能在监禁和缓刑监视之间选择,一再提控罪犯上庭又有什么益处?”

但法官也同时强调,承认被告患病的同时,也应避免催生一种“受害人心态”,除了考虑被告能如何康复,法庭在判刑时也得考虑如何保护社会,避免被告造成更多伤害。

案例1:装疯卖傻求轻判?

他是本地至今最病态的连环强奸犯。来到庭上,他却化身为信誓旦旦的悔过者,向法官承诺愿意接受精神治疗,改掉恶行,重新做人。

号称“网上色魔”的阿祖尔在2008年7月至2009年8月间的短短10个月内,用俗称“迷奸药”的安眠药,与22名女子约会时趁机非礼或强暴她们。

阿祖尔的手机里收存着一段段他在性侵女子时所拍下的视频,画面中可见一些受害女子遭下迷奸药后,像“木头人”般倒在床上,双眼呆滞,遇袭时精神恍惚,任由阿祖尔摆布。

不幸的是,待药效一过,女子们清醒后,惊见自己只穿内裤,脑海里却没有一丝遇袭的记忆;而阿祖尔往往也会编故事骗她们,包括声称是女子酒后投怀送报。

直到警方从他的手机找到视频为证,以为能瞒天过海的阿祖尔才无所遁形。

阿祖尔受审时,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李思豪医生是控方的专家证人,他诊断阿祖尔为“病态骗子”,有人格障碍症,缺乏悔改的诚意,对人毫无同情心,“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撤销强奸罪状,获得短期监禁。”

李思豪告诉记者,当时阿祖尔尝试找心理医生,声称自己患有精神问题,但可通过接受治疗而痊愈,希望能获得法庭的轻判。

阿祖尔也自称患有精神分裂症,曾为此入院,但后经证实,他没住院,也没有患精神病。

一提及“网上色魔”就显得激动的李思豪说:“阿祖尔毫无悔意,以为能称患病求医来获得轻判,他这是在滥用精神科。”阿祖尔最后被判监37年半和打24鞭。

李思豪坦言,不时都会有“装疯卖傻”的罪犯,想借患精神病来脱罪或减刑。

身为精神科医生,无论是控方或辩方的证人,他的责任都是“实话实说”,包括看穿罪犯“装病”的伎俩。

不过,关于医生如何评估一名罪犯是否真的患精神病,李思豪不愿在这方面多作描述,“我不希望让‘有心’人从中学会如何装病。”

陈家新医生则认为,要“装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除非你是一名很好的演员,你很难由始至终地假扮到底。”

他举例说,曾有一名偷渡入新加坡的男子,被捕后不愿说话,并且显露一副精神失常的模样;陈家新过后去探访男子,他起初仍是装疯卖傻,直至一周后终于忍不住,开始向医生坦陈自己为何犯下偷渡罪。

案例2:治疗之路

“只是偷拍裙底,又没伤害人,为何我这么做是错的?”

法证心理学家冯敏仪告诉《联合晚报》,许多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持有错误观念,促使他们一再犯错。

冯敏仪来自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临床与法医心理学部门(改造与保护组),工作职务包括为那些被判缓刑监视的病患罪犯提供治疗,当中以青少年罪犯居多。

在许多法庭案件中,偷拍罪犯都被诊断患有窥阴癖(voyeurism),而根据冯敏仪的观察,这类罪犯往往也有社交方面的问题,或交不到异性朋友,结果转向这类偏差行为来获得满足感。

冯敏仪说,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偷拍行为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甚至不认为他们是在犯罪。

因此,冯敏仪解释,在治疗这些罪犯时,除了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她也会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包括引导他们设想,如果自己的女性亲人遭受其害,他们会有何感想。

律师苏尼尔也希望,本地司法体系可以做出更多有助于治疗的判刑,除了缓刑监视,也可考虑下令让病患罪犯在医院接受系统性的治疗。

前大法官杨邦孝曾建议控方把有精神病的扒手罪犯,交由一个比法庭更适合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处理。

在许多法庭案件中,偷拍罪犯都被诊断患有窥阴癖。

私人巴士司机王邦守原本因谋杀罪名成立而被判处死刑,后以患有重郁症为抗辩理由,改判误杀。

法证精神科医生陈家新认为,罪犯难以靠装疯卖傻来脱罪。

前高级警曹长伊斯干达针对罪成和死刑提出上诉时,声称患有适应障碍症和急性压力症,但不被法庭接受。

被媒体称为“狂偷姐”的吴丽莹是法庭常客,她的经历也让更多人了解偷窃癖这项心理病。

阿祖尔被指装病求轻判,被谴责是滥用法证精神科。

刑事律师苏尼尔建议,除了缓刑监视,法庭也可考虑下令让病患罪犯在医院接受系统性的治疗。

法证精神科医生李思豪相信,法证精神科是精神病患与法律之间的桥梁。

(文:黄佩玲  摄影:庄耿闻, 王彦燕 来源:联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