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传递资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扭曲事实以凸显重点

文/汤玛斯.吉洛维奇

真相往往难堪且乏味,人心只想寻求乐趣与安慰。
──散文家门肯(HL Mencken)

我们有时可以按照一个概略标准调整自己对讯息的相信程度,那就是只要资讯转述的次数越多,就越抱持审慎态度,但有时简直防不胜防。比方说,如果某位值得信赖的人告诉我一则消息,我会全盘相信,殊不知他的消息来源其实是另一位不太可靠的对象。如果我们只留意当面把讯息告诉我们的对方是否可靠,恐有道听涂说之虞。

这种把传言当成第一手资讯加以散播(与接受)的做法,尤其容易害我们误判某些现象在社会上的普遍程度。

在爱滋病爆发的时代有一个有趣例子。以下故事我至少听过四遍,每次对方开头都说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我弟的朋友身上”或“我同事身上”,我认识的许多人也多次听到大同小异的故事,只是主角不同罢了。福门托(Michael Fumento)是作家暨记者,曾写书探讨异性恋与爱滋病,称这个故事为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故事内容如下:

我朋友(或我弟的朋友、我同事等)到加勒比海度假,在城里某间酒吧跟一个超正的女生勾搭在一起,最后勾搭到床上去了。隔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那女的已经不见踪影,只在床上(或浴室的镜子上)留了一张纸条:“恭喜啦,我有爱滋病。”

这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是隐含教训意味的虚构故事,但绝对不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更不是我们周遭许多人的亲身经历。然而,一旦我们听到这个故事,认为受害者“就在附近”,自然感觉周遭确实危机四伏。

提供资讯

为了提供资讯或乐趣,叙述者不仅会夸大切身程度,也会刻意加油添醋。这在乐趣方面显而易见:我们都知道别人有时会讲得天花乱坠,想把事情说得更有趣好玩,我们则自行修正听到的内容,并不照单全收。可是万一对方扭曲事实的目标是利于“提供资讯”,我们也许不易察觉。如果一项讯息包含过多条件限制,接收讯息者往往认为较不具参考价值,因此叙述者倾向省略条件限制。科技新闻时常如此:报导大有前景的科技发展,条件限制却写在不起眼的角落,或干脆省略不提。比方说,新闻会报导低脂饮食有助降低血脂,绝少提及只有减少脂肪摄取,并且服用降血脂药物的受试者能大幅降低血脂。

为了传递资讯,叙述者可能扭曲事实以凸显重点。比方说,减少失踪儿童运动的宣传方式有利有弊,既对社会做出可贵的贡献,使家长警觉到不该把年幼子女独自留在危险区域,但也导致过度恐惧与过度保护,或使家长担心错对象:多数报导并未指出,失踪儿童多半是被双亲中比较疏远的一方带走,而不是被人人提防的陌生歹徒绑架。

有时叙述者只是把错误资讯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实属无心之过,但有时则是刻意提供错误资讯,自认为“这样较好”。这在各个层面随处可见,例如父母会告诫子女说:“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唷。附近有个小男生上车以后,他爸妈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他。”这个诱拐案例也许纯属虚构,但孩童确实不该乱搭陌生人的车,如果告诫有效倒未尝不可。

提供乐趣

一旦我们看重乐趣胜过意涵,资讯的准确程度往往显著降低。我们相当重视乐趣,所闻所言因此受到大幅影响,日常对话当中的许多扭曲与夸大也源自于此。可惜心理学尚未清楚掌握“乐趣”这个困难主题(也不了解乐趣的反面:“无趣”)。虽然有些心理学家已着手探索,但心理学界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合适的理论架构,无法明白指出乐趣的来源与机制,也不甚清楚乐趣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这是心理学界的明显缺失,毕竟在现代社会中,大众花许多时间精力找乐子,而非日夜挣扎求生,很多人看重乐趣胜过形而上的意义与目标。

幸好,尽管这套理论架构尚未建立,我们仍能解释乐趣是如何扭曲日常沟通。箇中关键非常简单:叙述者想把话讲得有趣,结果时常面临两难,必须在讯息的准确程度与有趣程度之间权衡拉锯,有时趣味占上风,准确程度不免遭牺牲。

叙述者跟倾听者通常会有默契,知道双方都着重趣味,这时叙述者不必拘泥于完全准确的说出讯息。我们在日常生活会给别人弹性表达的空间,例如以下两个说法都毫无问题:“我笑到快死掉了。”或者:“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壮观的大浪。”只要说得有意思,不过于离谱,而且双方对讯息的扭曲程度有默契,讲法即可成立。

可信度造成的讯息扭曲

此外,把事实摆在一边的默契不仅适用于日常对话,也见诸特定报章杂志与读者之间,最佳例子正是《太阳》与《全国特搜快报》等销路良好的小道杂志,尽管里面的各个故事荒诞不经,各种八卦毫无根据,许多资讯零碎混杂,但花钱购买的读者倒觉得能获得乐趣与资讯,〈我与大脚怪的爱恨情仇〉或〈食人族风干头颅大揭密〉等报导够吸引人,整本杂志物有所值。出版商跟读者的想法一致:报导内容有趣即可,真实与否倒在其次。

可是有许多新闻确实包含不实消息。媒体从业人员承受高压,必须设法交出成品,以期赶上截稿期限,塞满新闻时段,或创造广告空间。新鲜有趣的新闻供不应求,有些媒体忍不住选择曲解事实,降低查证标准,不顾客观程度,靠假新闻补足需求,导致大众面临各种不实报导,例如幽浮、都灵的耶稣裹尸布,以及靠通灵办案的侦探等,许多错误认知因此在社会里根深柢固,偶尔还有人靠批评这类错误认知登上新闻版面。比方说,美国社会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不实说法:年过四十岁的美国未婚女性,日后结婚的机率跟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机率相差无几。有多少女性因此草率结婚,实在让人不免好奇。

由于耸动新闻可以吸睛,媒体往往大肆渲染,加油添醋,有时甚至胡乱捕风捉影,根据不可靠的消息编造出不实报导。如同先前所述,耸动不实新闻的最常见题材就是种种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例如大脚怪、幽浮,及超感官知觉的实验,人类心灵的神奇力量也常成为报导对象,例如靠正向减压克服癌症等身心疾病。

有时错误或不实资讯显得相当真实可信,因此得以四处流传。要是我们得知乍看有理的资讯,往往不加设防,不仅轻易相信,而且继续以讹传讹。

但这种情形其实合情合理,毕竟在看似真实的传闻当中,最广为流传的往往都带有趣味,不甚严肃。自娱娱人的心理,结合看似真实的消息,造成许许多多的谣传。各种认知的重要程度显然不尽相同,背后心态也彼此相异,有些是影响重大的严肃认知,有些则只是无伤大雅的轻松想法,无关相信,纯属喜欢,拿来自娱娱人,这类想法最容易成为广泛流传的谣言,光是乍看真实有趣就足以为人接受。

数字真的会说话?

其实统计数据的准确程度很难评估。我们很少自行动手搜集数据,既不太会利用科学期刊查找相关资料,也不见得能读懂,只好以接收二手资讯为主。

考量资料来源

考量资料来源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明明知道却时常忽略。我们都不会认真看待《全国特搜快报》,而是看重《纽约时报》,但知名大报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呢?举爱滋为例,我们该比较相信流行病学家的见解,而不是性治疗师、摇滚明星或知名演员的看法。流行病学家致力于探讨流行疾病,最有资格针对爱滋传播提出预测。性事与爱滋有关,因此媒体也会询问性治疗师的意见,但他们或许了解性功能障碍,懂得如何处理有关性爱的疑难杂症,却不见得清楚爱滋传播等复杂议题。如今涉及爱滋的各种危言耸听充斥社会,大致而言,只有流行病学家的见解最正确可靠。

然而,即使知道以专家的见解为重,实行起来却不太容易。比方说:“据信每三位青少年就有一位沉迷古柯碱,总统特别反毒委员会成员奈斯也指出:『反毒大战相当棘手。』”奈斯也许确实认为反毒大战相当棘手,却不见得认同“三分之一”这个预估数字,但媒体并置两句话的做法容易造成误会,导致读者认为两者都是他的意思。我们必须小心区分直接引述与额外暗示。

相信事实,质疑预测

对未来的预测容易出错,即使以此为业的专家也不例外,像是气象学家时常误判隔日天气,经济学家往往错估经济指标,因此我们该看重专家提出的事实而非预测。虽然流行病学家对爱滋传播的预测值得关注,但更该留意的应是既有事实,例如目前实际的爱滋病患人数,或是同性恋者、异性恋者与静脉注射药瘾者的感染比例,或是捐血人口之中出现爱滋阳性的比例。如同先前所述,重点在于懂得小心为上,谨慎看待任何对未来的预测。

留意强化与弱化做法

科学界人士很少做出准确估计,例如他们不会只说“五四%的选民支持向进口油品征税”,而是会加上“正负误差在四个百分点”。科学预估几乎都会列出范围或“信赖区间”,疾病管制中心也许会说:“我们预估美国境内共有五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名爱滋带原者。”然而,较高的数字显然更有报导价值,因此媒体往往省略范围不讲,只提较高的数字:“疾病管制中心指出,高达一百五十万名美国人……”我们该知道任何“高达”二字都是强调信赖区间其中一端的极值,用来吸引目光,我们不该全盘接受,而该打点折扣。

谨慎看待各种现身说法

媒体时常请受害者现身说法,借以凸显问题的严重程度,这种做法相当有效,足以让大众设身处地,对弱势感同身受,媒体的职责即是如此!然而,我们不该因此误判问题的普遍程度。感同身受实属理所当然,但客观判断不应随之起舞。任何现身说法再感人催泪,也只是个人经历,我们通常没什么道理认为那一个人有助我们了解整体问题的普遍程度,同情个人是一回事,评估到底有多少人同受其害则是另一回事,碰到任何煽动人心的现身说法都该谨慎看待。

简而言之

二手资讯不够准确,容易造成错误认知,而非促进正确认知。如果资讯本身不可靠,根据资讯所做的判断也无法正确,错误资讯几乎只能导致错误认知,而这些认知甚至看似是依据个人(二手)经验判断的“必然结果”。

※本文摘自《康乃尔最经典的思考逻辑课》,详细了解请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