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才美女作家之死论“作家的条件”或“创作三要素”

作者:路况

天才美女作家上吊自杀,香消玉殒,始作俑者的补教狼师却逍遥依然,引发网路乡民一片追讨挞伐之声。其实,关于“谁杀了天才美女作家?”的罪魁元凶问题,除了狼师可能须负法律刑事责任与社会责任,台湾文坛与文青界流行已久的混淆错乱的文艺品味与创作观对女作家产生的偏差误导,或许亦应负起“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文化责任与道德责任。

女作家之死如果不只是八卦界与文青界的流行话题炒作,就文学文化层面而言,也许应促使吾人重新思考什么是“作家的条件”或“创作的要素”之问题意识。我联想到两个较为正面的省思与启示:一 根据康德的美学,品味 ( taste) 比天才 ( genius ) 更重要,天才应受品味的引导矫正。二 所谓“作家的条件”或“创作的天才”应包含三要素:情感,想像,理念。

天才美女作家的根本问题在于,一 她的天才受到文青界的混淆错乱品味所误导,被滥用糟蹋,致使其“才具”反过来变成糟蹋自己的自虐自伤之具,终至自戕。二 混淆错乱品味的根本症结就是“缺乏理念”、“没有理念”。而“理念”是一种整体性的观点与视野。因为缺乏“理念”的整体视野,女作家的天才想像力与敏锐情感因而走进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根据康德,品味是欣赏能力,评判鉴赏之判断力。天才是创作能力,是创造作品的想像力与思维力。天才固然重要,是作品的灵魂,但品味更重要,天才须受天才的引导,良材美玉亦需良好的教导启发,陶塑培育。品味与天才的关系就是韩愈所说的“伯乐”与“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学校教育所能做的其实是“培养品味”,而非“培养天才”。让有天才的人可以在健康正确的品味引导下发挥其创造力,创作出各种“作品”与“发明”。让没有天才的人可以成为有良好欣赏力与判断力的读者与观众,亦即广义的“阅读公众” (reading public) 。( 因此,所谓“品味”不只是“审美品味”,更包含“政治品味”。台湾文青品味之混淆错乱与政治品味之恶烂没品是同一件事之一体两面。 )

一个好的时代社会就是一个“伯乐社会”,有健康正向开阔的品味选拔机制,可以让各类人才千里马脱颖而出,提供一展所长,驰骋千里之发展空间。从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企业家,到食神厨神、面包师傅,一个“伯乐社会”就是一个人才辈出,风云际会的黄金时代。反之,无道的时代就是没有伯乐,却到处充斥着“假伯乐”招摇撞骗--政客、神棍、奸商、学霸、文痞,族繁不及备载。一个天才生在一个没有伯乐的无道时代是最无奈之事,怎么办呢?除了自认倒楣外,一个天才如果还珍惜自己的天才,不肯随波逐流,糟蹋自己,那就必须坚决抗拒唾弃“假伯乐”。生在一个没有伯乐的时代,一个天才必须成为自己的伯乐,才能跑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为真正的千里马。假伯乐和狼师一样可恶可恨,补教狼师诱奸摧残美少女的青春肉体,文坛的假伯乐则误导败坏女作家的天才心灵与文学生命,一如政客神棍之误导良民信徒,极尽糊弄愚民之能事,使千里马变成蒙眼的蠢驴,只能兜圈子推磨,原地打转,折磨耗损至死。

其实,康德所说的“品味判断力”就是一般常讲的欣赏眼光与视野。在这意义下,就创作而言,“眼高手低”是正常的:设想有八十分的眼光品味,写出来的作品只有七十分甚至六十分是正常的,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反之,“眼低手高”则违反常情:设想只有七十分的眼光,却作出八十分以上的作品,合理吗?即使真有“眼低手高”的状况,也只能昙花一现,必然撑不久,走不远。我在大学的美术系与文学系任教多年,遇到不少有创作才华的学生,都有“眼低手高”之病,或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心中不存在任何大师影子之夜郎自大;或是把小咖误奉为大师的井底之蛙!套用电影《一代宗师》的名言,这些“眼低手高”的才子才女们只知“见自己”,却不晓得要“见天地”,结果就是在大学时颇有亮眼表现,毕业后就不知所终,不了了之。

而我们的天才美女作家虽然读了不少大师经典:托尔斯泰,吴尔芙,费兹杰罗 … ,却并未跳脱“眼低手高”之病。托尔斯泰“到民间去”的人道主义与民粹主义就不必说了,吴尔芙的意识流笔法也绝不是为了自锁于个人自我之内心世界,而是为了融入整个生命大化之流。即使是费兹杰罗写美国“爵士年代”之颓废虚无,也是指向个人自我中心之解消。简单的说,天才美女作家如果真的读懂这些大师经典,就算要自杀,至少也不是为了一个三流品味的文痞狼师而自杀。

关于“创作三要素”,首先来自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之启发:北方《诗经》擅写人生之情感,南方楚人则长于超离人生之想像,屈原则兼具二者: “北方人的情感,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人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情感,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斯即屈子其人也。”

“要之诗歌者,情感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亦需有淳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懁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

王国维确立“情感”与“想像”是创作两大要素,同时更指出:想像只是手段,情感才是目的。但诗歌之淳挚情感绝非“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对他人与世界的关心挂怀:“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也,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如此关心他人与世界的“人生之情感”实已臻“理念”之境。理念就是一种“整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创作的要素除了情感与想像,还须加上第三要素:理念。想像力只是手段,理念与情感才是目的。创作之理念就是康德所说的“美学理念”,所以康德定义“天才”即“呈现美学理念的能力。”

维根斯坦说:“知觉到世界为一有限的整体,就是奥秘。”“理念”就是一种对“整体”的理解与直观。以绘画为例,画家与画匠之差别:画匠只有技术,而无理念。画家则兼具理念与技术,中国的传统讲法就是“道”与“术”。当前台湾文青界流行讲“小说的技艺”、“操作方法”云云,正反映出一种普遍“缺乏理念”的技术导向心态与思想贫乏状态,可谓“有术而无道”,其格甚卑。

因为“缺乏理念”、“没有理念”,台湾文青界一方面陷入严重的思想退化,甚至丧失最起码的思考力与基本判断力;另一方面,台湾文青界也会拿一些滥竽充数的“冒牌理念”来虚晃几招,自欺欺人,这是一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诈骗伎俩。在此需特别强调:“冒牌理念”不等于“错误理念”,例如尼采可以痛批柏拉图与基督教是一种“错误理念”,但绝不能说柏拉图与基督教“没有理念”,而台湾文青界则根本“没有理念”可言,所以只能诉诸“冒牌理念”来“拿着鸡毛当令箭”!什么是冒充令箭的“鸡毛”呢?答案就是各类“书写”与“技艺”:“自我书写”、“小说技艺”,“性别书写”、“情欲书写”、“疾病书写”、“器官书写”、“收藏书写”、“电玩书写”、“物书写”、“字思维”,简言之,各种“操作方法”与“资源调动”,各种用来服务“自我感觉良好”的“字与物”之操作,说穿了,这一切的一切无非就是“肚脐眼文学”。而“理念”是理解感受到人生与世界之整体,绝非支离片断的“自我感觉良好”,更非操作调动“字与物”之卖弄小聪明、小伎俩。

关于想像力的本质,根据康德,想像力不是直接的感官经验,而是对感官经验的反映反思而形成种种“意象”、“形象” (image) 。想像力就是产生“意象”的能力。“意象”可以是超凡异常的瑰异诡丽,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也可以是平实隽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提及想像力必称颂超凡异常,是浪漫主义之典型偏见。女作家无疑属此浪漫之列,其文采意象令人惊艳也令人惊异惊骇,证明她具有非凡想像力与超敏感情愫之创作天才,但因为“缺乏理念”、“没有理念”,使其天才之想像与情感陷于一种“强迫症”般偏执固着于微末细节之钻牛角尖,虽偶有零篇佳句,吉光片羽,惊鸿一瞥,灵光乍现,终是瑜不掩瑕,终也掩不住光彩纷呈,浮华氤氲之下只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即使美其名曰“恶之华”或“魔鬼诗篇”!一如闻一多诗云:“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这里牵涉到浪漫主义的本质,必须要提尼采的《反华格纳》,因为尼采反华格纳实乃对整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大批判,也象征着尼采自己之“告别浪漫”:他毫不留情痛批华格纳是“观念的混淆,感官的错乱”,是精神官能症,歇斯底里之大全,华格纳歌剧中的角色人物简直就是精神病院的展示橱窗,专门诱骗蛊惑女人与青少年。但华格纳是何等人物,何等的天才与一代宗师!尚且被尼采批得如此不堪,台湾文青界当然只有更加不堪,更等而下之。其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如贺德林与诺瓦利斯,亦皆达至极深刻高明境界,虽不免流于疯狂或魔幻。台湾文青界要拿什么跟人家比,根本不值一驳,就姑妄归为一种极度肤浅错乱,低俗恶烂而又虚矫假仙的“伪浪漫”品味。谁又是这虚矫错乱品味的“假仙”始祖?

女作家的脸书上有《进学解》一文,自承是其小说处女作的“雏形”,其实已给出答案:“多年来我书写那部当代罗莉塔与胡兰成的故事。”胡兰成就是台湾文青“伪浪漫”品味的“假仙”祖师爷!

德勒兹论普鲁斯特指出,所有的爱情都是一个重复的系列,既使是初恋也已然在重复他人的恋史,如《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者的初恋在重复綄绔子史汪对交际名媛的迷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则是刻意重复拟仿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史,补教狼师是缩水版的小胡兰成,诱奸的原始创伤场景被书写嵌入张爱玲与胡兰成恋史的传奇框架中,女作家得以把受创的罗莉塔升华成一个“小张爱玲”:

“你对她们总一开始就谈文学。她在升学的压力里摸黑行路,你的一口典故如阳光突然刺穿眼皮,如满汉全席铺天盖地,交错觥筹,她醉了,理性渐渐褪色。”

“说你既文既博,亦玄亦史,原来,玄的是有礼离席,是泛爱众“生”;史是你包包里的小册子。小册子里,芬的,芳的,郁的,小女生名字,并肩如伍,被纸夹杀,喷发异香。你说书,说破她们。”

此等笔调文风,既是朱氏姊妹的“三三体”,更是“胡兰成体”。即使张爱玲有一阶段的文风亦被“胡化”,如《华丽缘》。( 我喜读张爱玲的散文,也会不时引述,但对“胡兰成体”则实在读不下去,不管是老胡祖师爷还是台湾徒子徒孙的“小胡们”。)

“多年来我书写那部当代罗莉塔与胡兰成的故事,我像只中枪却没被拾走的动物,宁愿被吃,也不愿孤单死去。写文章屏蔽又回护官能,伟大的心灵围观、包庇我的噩梦,抬举灵魂,希望臭酸肉体鸡犬升天。说好听是净化,说实在,就是美化。”

为何要“美化”呢?当然是因为所要美化的对象实在太丑恶龌龊不堪,恶烂至极:

“人间与生命的真相或内核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彻底描述:花了几年知道这叫奸。”

“坐拥她们,如果你与文学切割,承认兽性,或许我会好过一点。但不,你一面念《诗》,一面插着蒹葭。抽出来,蒹葭沾着白露。白露如落日,满面通红。夙夜匪懈的白露,血色的白露,时差的白露。”

这两段描写使我莫名想起多年前偶然读到一本八卦杂志报导一个香港三级片男星和一个刚下海的女优演对手戏,描写该男星在新片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兽性与没有人性”。这个用文学来诱惑调情,包装其“兽性与没有人性”的补教狼师,可谓“山寨版胡兰成”。可这么说也不尽公允中肯,因为胡兰成本身就是个“超级山寨版”,所有这群把文艺当成春药、迷奸药、情趣用品而大逞其“兽性与没有人性”的“老胡兰成与小胡兰成们”,都是披上贾宝玉怡红公子披风的西门庆大官人。其实贾宝玉也没大家想像的那么高尚清逸空灵。号称“古今第一淫人”的贾宝玉其实也只是个暂时“去性化”的升华的西门庆,更好说,一个暂时拒绝长大的西门庆。说“暂时”,因为咱们宝二爷终究还是要与俏婢袭人“初试云雨情”,更要与花美男秦钟一起探索同志情谊的性别多元化议题!

既有“胡兰成们”的“伪贾宝玉”,当然也就会招引培训出一批“假林黛玉”的文艺少女,既无林黛玉的才华,也无林黛玉的美貌,却装出一副林黛玉要死不活的样子。天才美女作家有林黛玉的才华,也有林黛玉的美貌,当然不是“假林黛玉”。可惜受到文青界“胡兰成体”的错乱品味与虚矫观念的偏差误导,最后也不得不落得像林黛玉一样要死不活,创伤书写成为自伤自怜自残之“葬花”仪式与“自葬”之绞刑。网路上流传一段自杀前八天的访谈录影,女作家自承《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是一个揭穿老师诱奸女学生的控诉故事,而是“女孩爱上诱奸犯”的爱的故事。天啊,这是什么世界!“爱上诱奸犯”才是最不可解的症结与情结,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更可怕更没药医!

何苦来哉?夫复何言?一如尼采面对西方虚无主义的最终产物“上等人”( superior man )-- 也就是“最后一人”( last man ) 之“超没品”、“大恶烂”( Le grand dégoût ) ,也只能大呼三声:恶心!恶心!恶心!

请看,还有什么比这更恶烂的吗?“你一面念《诗》,一面插着蒹葭。抽出来,蒹葭沾着白露。白露如落日,满面通红。夙夜匪懈的白露,血色的白露”,我莫名联想到夏宇的《鱼罐头-- 给朋友的婚礼》:鱼躺在蕃茄酱里鱼可能不大愉快海并不知道海太深了海岸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猩红色的,而且这么通俗,所以其实是关于蕃茄酱的。

此诗可视为一个“后浪漫”的当代文青对通俗浪漫婚姻观的幽默调侃,在此,我将其延伸为对整个台湾文青界之“伪浪漫”的恶烂爱情神话( 或鬼话、童话、僵尸物语) 的犬儒反讽,尽管台湾文青界一直以“伪浪漫”品味来崇拜夏宇的“后浪漫”!

(来源:路况的网志<再见河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