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禁止战争

放逐与孤立那些破坏和平者,比以暴制暴更有效。

撰文/薛莫(Michael Shermer)

在一口气看完了长达18个小时、由彭斯与诺维克执导的美国公共电视网纪录片“越战”后,我感到身心俱疲;主因是看到政客拼命骗人、自欺以及无可救药的道德偏差,导致超过300万南北越的平民与士兵以及超过5万8000名美国士兵死亡。从历史角度来看,除了妄想的理论家之外,所有人都接受越战全然是人类生命、经济资源、政治资本以及道德资产的浪费。看完后,我的结论是:应该立法禁止战争。

事实上,战争于1928年就已列为非法行为。这是怎么回事?

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学者海沙威与夏比洛在新书《国际主义者:某位试图立法禁止战争的激进分子如何改造世界》叙述了这段历史。本书从17世纪一群律师、立法者与政客扭曲的合法阴谋开始讲起,把战争视为“延续政治的其他手段”(套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兹的话);所谓其他手段包括允许杀人、合法夺取他人财物与土地等。这是怎么办到的?

1625年,著名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写了一篇长达数百页的论文《战争与和平法》;该论文源自一篇长度相当的文章,那是他为支持荷兰夺取葡萄牙商船「圣卡塔里纳号」所写的法律辩护文,当时荷葡两国正因贸易航线彼此冲突。简而言之,该论文主张:如果个人拥有受法律保障的权利,那么国家也能拥有利用战争维护自身的权利;因为当时并无国际法庭存在。

这篇论文引发了后续效应:在长达400年内各国任意发表“战争宣言”,也就是对“正义之战”条列“正当理由”的合法声明,为其好战辩护。海沙威与夏比洛建立了一个收录400多份这类文件的资料库,并进行内容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战争合理化说词包括自卫(69%)、执行条约义务(47%)、为民事伤害寻求补偿(42%)、违反战争法或国家法(35%)、制止扰乱权力平衡者( 33%)以及保护贸易利益(19%)。简而言之,这些战争宣言是为了合理化既定目标的目的性思考与操作,采用了确认偏误、后见之明偏误以及其他认知策略。这些宣言舍弃“我来、我见、我征服”的说法,转而使用“我只是在那里做自己的事,但因遭到对方威胁,为了自保而展开攻击。”这种说法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称为道德偏差:相信自己的目的合乎道德与正义,任何异议者不仅不正确且不道德。

1917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屠杀已为世人所知,芝加哥一位名为列文森的公司法律师寻思:“我们应该制定禁止战争的法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战争法;一如我们没有特别为谋杀或毒害他人制定法条,而是有禁止这些行为的法律。”在哲学家杜威倡导以及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德国外交部长斯崔瑟曼、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支持下,非战公约(或称和平条约或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于1928年在巴黎签署;自此战争被视为非法行为,列文森的梦想也得以实现。

但从之后发生战争的频率来看,事与愿违,道德偏差反而增加了,同时该条约也缺少强制性。在毁灭性的二次大战之后,事情开始有所改变;“放逐”的观念逐渐成形,最常见的例子是经济制裁。海沙威与夏比洛解释道:“与其攻击破坏规则者,执行放逐惩处者宁可不与破坏规则者有任何瓜葛。”虽然这种孤立主义不是都很管用(例如对古巴、前苏联),只是在某些时候能发挥作用(例如对土耳其、伊朗),但几乎都比战争的遏止效果强。海沙威与夏比洛的研究显示,国际战争的频率急遽下降,侵略行为几乎完全消失。

放逐对北韩是否有用,还不得而知。对某些人来说,军事行动非常诱人;但只要想到北韩的地理形势,我们就应该把美国民歌手席格反越战歌曲中的歌词放在心上:“我们半身已陷入泥淖/但大笨蛋说继续前进。”如今我们已知,越战的下场如何。(潘震泽译)

(来源:科学人2018 年第191 期01 月号